其次在工作中提拔人才。宋仁宗一朝，是宋朝涌现名臣最多的一朝，像上面通过科举入仕经过一番历练后因宋仁宗重用而成为名臣的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包拯、蔡襄、苏颂这些人外，那些不是宋仁宗朝考上进士的晏殊、范仲淹、种世衡、狄青等人，他们或为名臣，或为名将，皆是名重一时。而且，看上面的名单你会发现，著名的“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六人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全部出现在宋仁宗一朝，其中除了苏洵没考上进士外，其他五人全部是宋仁宗通过科考录取的进士，你不能说，这与宋仁宗没啥关系。
还有，宋仁宗还在“恩荫”中提拔人才。《辞海》对“恩荫”的解释是：“谓遇朝廷庆典，官员子孙承恩人入国学读书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这个“始于宋初”的制度，到了仁慈的宋仁宗当皇帝时，被高频率、广泛地使用，很多名人没考上进士，却通过“恩荫制度”步入了仕途，实现了人生抱负，像理学大师周敦颐，与欧阳修并称为“欧梅”的大诗人梅尧臣，便都是在仁宗朝通过“恩荫”入仕的，宋仁宗真是“仁”到了骨子里。
所以，仁宗以他的仁慈给了很多人恩惠，让很多人对他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而其仁慈之名亦天下共知，老百姓视若神明，据邵伯翁《邵氏闻见录》记载，仁宗去世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同时，“（洛阳）城中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当宋朝将仁宗去世的消息送到辽国，据说“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曾为“宿敌”的辽道宗耶律洪基都握住使者的手禁不住放声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那如丧考妣的架势，是仁宗皇帝“千古第一仁君”之誉的最好注脚。
宋仁宗是中国最仁慈的皇帝，这种“仁慈”却遗患无穷
中国历史上的“仁君”太少了，使得宋仁宗是如此的光彩夺目，名扬万古。
也确实，皇帝手掌至高无上的权柄，一言九鼎，杀伐决断不过一念之间，能做到宋仁宗这样既敬畏天地自然，又对文人士大夫关怀备至，甚至对地位卑微的侍从奴仆都留心尊重，在古代，这样的官吏都极少见，何况九五至尊的皇帝？因此，他的仁慈显得极其难得，也因此而让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呈井喷式出现，成就了文化上的“灿烂星空”，明朝文学家李贽便认为宋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这是宋仁宗真正的功绩所在。
然而，在我浏览了厚达40册的《宋史》（元朝脱脱著）和《全宋笔记》（傅璇琮等主编）中很多野史笔记后，在我对两宋历史长达十多年的浸淫后，在我写作并发表了近200篇有关宋朝的历史随笔后，在我对北宋和南宋灭亡的原因一再钩沉追索后，我有一天终于喟叹宋朝“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实在是有其潜伏危机的一面，令人的是，与此同时我越来越感觉到，宋仁宗这种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仁慈”，实在有“遗患无穷”的一面。也就是说，宋仁宗虽然是个“仁君”，但却不是个特别出色的政治家，更绝非一流政治家。
我们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百代皆行秦政法”，基本上都是皇帝君主一言堂。自秦始皇以来，出现了数百位皇帝君王，其中有过明君也有过昏君，有过仁君也有过暴君，但真正堪称政治家的皇帝却凤毛麟角，十分稀少。真正的政治家当然应该仁慈，但光有仁慈却远远不够，真正的政治家最闪光的地方不能是仁慈，而应该是有理想、有远见、有胸怀、有决断、有是非、有规矩，有仁而非妇人之仁，有勇而非匹夫之勇，有决断而非和稀泥之断，有眼光而非井蛙之眼。
宋仁宗有许多优点，但他的优点往往又伴随着缺点，潜伏着后患。就拿他的“仁慈”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