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而无断：宋仁宗也曾经是一个雷厉风行的皇帝，当年重用范仲淹开启“庆历新政”之时就是这样。宋朝有几个问题一直影响着朝局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这几个问题自宋真宗一朝已经显现，到宋仁宗初年已暴露无遗，什么问题呢？一是收入太少，二是冗员太多，三是军备太弱。收入少，财政入不敷出。冗员多，朝廷不堪负重。军备弱，老打败仗，只得“花钱买和平”，只得盘剥百姓，朝廷和百姓更加不堪负累，形成恶性循环。当这介问题在仁宗朝积成沉疴之后，宋仁宗决定改革，火烧火燎将在延州（今陕西延安）与西夏作战的范仲淹和韩琦调回，并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开启“庆历新政”。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开药方，无非三种途径：找钱、减员、强军。范仲淹在宋仁宗支持下，在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配合和帮助下，提出了“明黜陟、精贡举、抑侥幸、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推行改革。尽管范仲淹的这些改革措施远没有“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全面深入，远没有那么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痛点，但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范仲淹的措施“明黜陟”和“择官长”都是针对冗员的，都会影响人一部分人的升迁进步，故得罪了一批官员。“抑侥幸”是针对靠“恩荫入仕”的那些人，既针对名不配位者，更针对“恩荫”滥赏的行为，又得罪一批官员。“择官长”旨在澄清吏治，涉及地方大员的考核和黜陟，任何一个因此下台的都会对范仲淹恨之入骨，又得罪一批。因此，这些被影响了前途和利益的官员便通过上书告状、御史弹劾、谣言诬告等等一切可用的管用手段围攻范仲淹，因为宋仁宗仁慈，耳朵又软，凡事三个人说“不”他就会罢，或停。于是，官员们一番对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谣诼中伤之后，只想着息事宁人的宋仁宗叫停了改革，将范仲淹调离了京都，他那首鼠两端、苍黄反复的性格在事件中暴露无遗，一场有可能改变宋朝国运、至少可以缓解一下朝廷困局的改革，就在宋仁宗那表面似“仁慈的决断”而实际“仁而无断”的决断中草草收场，一切照旧。
仁而无矩：任何一个成熟而优秀的政治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是最遵法度、最守规矩的，无法则乱政，无矩则乱心。宋仁宗确实“仁”，但他“仁而滥赏”，在位期间，他每年用于赏赐文臣的钱物高达百万钱之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载：“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时任谏官的司马光觉得这样横恩滥赏不妥，曾三次上书规劝说：“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脱脱《宋史•司马光传》）意思是说，在这内外交困、财政紧张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们将赏赐的钱，捐献营建山陵之用。然而，宋仁宗拒绝了司马光的提议，继续大把施恩。皇帝乃一国之主，他的任何一个决策几乎都是全国性的，全局性的，他的赏赐行为也是如此，面向的是所有官吏，涉及到公平，涉及到人心，一旦滥赏，必有不均，这就坏了规矩，乱了人心，结果便会带来小人的攀附和仕途的奔竞之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容易造成“只谋人，不谋事”现象的发生，遗害无穷。
仁而好名：如果以那么“不君子”的思路去揣度宋仁宗，他这个皇帝是极好名的。当然，实话实说，宋仁宗的确重视科举，他通过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招揽了无数英才，使他这一朝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造成了历史上少有的“人才奇观”现象。但对于人才的吸收，宋仁宗在做法上又太“不拘一格”了。比如，当时，成都有一个举子给知府献了一首诗，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意思是只要守住剑门关，用火烧掉入川必经栈道，就能割据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这自然是考生因屡试不第想走“捷径”而出的招数，但这首“反诗”吓坏了成都知府，他连忙把举子捆绑至京，请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了解情况后却哈哈一笑说：“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远小郡，出任司户参军一职。”写反诗的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在皇帝那谋得了官职，这一方面反映了宋仁宗心里的明白通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宽容大度，对言论的宽松态度，但同时也反映了他因“好名”而滋生的“滥赏无度”，处事随意，毫无规矩可言。在个案上如此，在决策上他也是如此。宋太宗时，科考政策规定，考生凡过了六十岁后就不能再参加科举考试，哪怕考中了也不能授官，到了宋仁宗手里，政策就调整为：只要年满六十岁，无论考中与否，全部授官。这不仅带来了虚报年龄的问题（官员的年龄常常有“实年”与“官年”之分），更带来了规矩之乱和冗员增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