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上行下效”。在这种军官的影响下，等级较低的八旗士兵亦沉浸于混吃等死的日子无法自拔。学者在探讨清八旗子弟的堕落过程时，皆认为这群被赐予特殊待遇的群体缺乏主观能动性。
在许多文献中，我们都能看到清朝时期京城的八旗子弟终日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到军营里报个到之外，根本不会从事日常训练。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被他们浪费在戏院和茶楼中。乾隆、嘉庆、道光等几位皇帝，也曾看到八旗子弟堕落所引发的不良现象，并三令五申进行约束。
然而，对八旗子弟的优待是满清入关时便制定好的政策，即便是皇帝也无法轻易更改。探讨清史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将八旗子弟视作独立于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不会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为了供养他们每年国库都会拨付大量白银。八旗子弟闲来无事，便将精力投入到提笼遛鸟，喝酒看戏上。
有需求，就会出现供应。在影视作品中我们时常能看到八旗子弟坐在茶楼摇椅上吆五喝六，他们是清代戏曲文化的主要消费者，亦是戏曲工作者眼中的财神爷。在战事稀少的时期，一些边关守将甚至会聘请戏班常驻军营，为八旗子弟提供长期的娱乐服务。
第四个因素：民俗习惯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民俗文化比较复杂，许多风俗都与戏曲有关。例如逢年过节、诞辰寿宴、红白喜事，讲究的人家都会请戏班来庆祝一番。在乡村的赛会中，亦要请人唱大戏。
在办白事时请戏班表演的习俗，最早可追溯到宋代。经数个朝代的发展，这一习俗已愈演愈烈，以至于到了清朝时期统治者不得不站出来遏止。
根据文献记载，雍正十三年，皇帝曾颁布了一道限制民间白事大操大办的圣旨：“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治。”
从结果来看，雍正的政策是失败的。
汉族老百姓素来遵循“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将白事大操大办，请戏班子来热闹一番的习惯已传承千百年，自不是一道圣旨能轻易杜绝的。时至今日，在我国民间仍有类似的陋俗，且“孝子”会觉得将白事操办得越热闹，越能体现出自己的孝心。
蒙古人、满人与汉人生活在一起，难免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随着民族融合的推进，连蒙古、满族的包衣佐领家中办白事，也要请来戏班子唱上三天。纵使皇帝有心管理，又不敢推行严刑峻法，只能任其发展。
至于演戏敬神的习俗，更是由来已久。官方对待民间敬神活动的态度十分暧昧，就连一向讨厌铺张的雍正都曾坦言“无一概禁止之理”。到了同治时期，戏曲已成为各地敬神赛会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第五个因素：戏子伶人地位的提高。
很多朋友都认为，在新社会到来以前，伶人戏子的地位仍十分低下，实则不然。戏曲从业人员地位的提高，起码要追溯到清末。
赵子昂曰：“戏曲，良家子弟所扮演者，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
或问其故，予曰：“戏文者，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其所作者，娼优岂能扮乎？推其门，正其理，娼优故以为戾家也。良家子弟扮者，虽亦有风花雪月，然均合乎情理。”
—— 《梨园原》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虽说时人仍将戏子伶人与“娼”划等号，并对这些专业人员的表演持否定态度。但对于那些偶尔客串一把，当一回票友的“良家子弟”，却给予了高度的包容。非但不会将这种行为视作“甘为下贱”，反倒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现象。
当然，清末戏子的地位之所以得到提高，亦离不开慈禧太后的功劳。
慈禧太后是个热衷于戏剧表演的戏迷，虽然她偏爱京戏，但通过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慈禧对地方戏亦来者不拒，逢演必看。在慈禧寿诞时，京城的戏台摆成了一条长龙，重现了乾隆十六年的盛景，足见慈禧对戏剧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