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把刘邦分封宗室藩王制度的缺点和优点都暴露无遗。政治斗争复杂多变，危机四伏，皇帝一个人应付一切，心有余而力不足，很自然要寻求帮手。首要人选就是那些血统亲近的同宗兄弟。皇帝授予这些宗室藩王相当大的权力，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尤其是在危急时刻勤王护驾。但藩王在权力过大之后，虽然可以保卫皇室，但一旦有异心，又能随时威胁皇室，这就是分封制度的两面性。
皇帝和朝廷希望的是，天底下的诸侯藩王都是捍卫朝廷的忠王，而不是刘濞这样的叛乱者。怎么多培养捍卫朝廷的藩王，怎么遏制心存叛念的藩王，这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难题。历朝历代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权衡授予宗室王爷的权力，怎么把王爷们的权力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第二方面是加强宗室的教育，培养王爷们忠君报国的思想。
严格限制宗室藩王实力，到曹魏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极端。曹文帝曹丕建立魏朝后，对亲弟弟曹植严加防范，把他幽禁在封地，曹植不能擅自给其他宗室写信，出了封地三十里地要报告，没有曹丕的召唤不能来首都。而且他身边有曹丕派的监国谒者，全天受到监视。曹植和囚犯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关押他的监狱更大一些而已。即便如此，曹丕还不放心，频繁徙封曹植。曹丕登基的第二年，册封曹植为安乡侯，当年七月就改封鄄城侯，黄初三年册封曹植为鄄城王，黄初四年徙封雍丘王。黄初七年，曹丕病逝，魏明帝曹叡继位。曹叡对叔叔曹植还是严加限制。曹叡登基的第三年，徙封曹植东阿王；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改封陈王，当年年底曹植在忧郁中病逝。曹植如此，其他叔伯兄弟的处境也类似。这就导致后来司马懿来夺权的时候，曹氏宗室没有一个人起来反抗，司马氏夺权相当顺利。所以，司马家族建立晋朝后吸取了曹魏的教训，为了防止宗室力量太弱、无法拱卫中央，晋武帝司马炎大封宗室。就连司马家族沾亲带故的不封个王爷也能封个侯爵，而且像汉高祖刘邦时期一样，受封宗室都享受政治、军事实权。结果，司马炎一死就爆发了“八王之乱”。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之后的朝代，在宗室藩王问题上，基本都在上述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既希望多出些捍卫朝廷的忠王，又对刘濞之流非常忌惮；既希望藩王成为国之长城，又时刻防备着自己家里出现乱臣贼子。大体上而言，历朝历代对宗室藩王的限制要多于重用。到了明朝，宗室藩王政策的两个极端又重新演绎了一遍。虽然朱元璋登基的时候自己的兄弟都没了，但朱元璋还是分封了很多宗室藩王，让藩王去镇守边疆。而藩王要完成这些使命，就需要军权、财权和人事权。到了建文帝的时候，建文帝见藩王权力过大，想要削藩，结果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靖难之役”的本质和“七国之乱”一脉相承。
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口号就是反对削藩，可是他自己当了皇帝以后，削藩却是最积极的那个。他把父亲朱元璋建立的宗藩制度基本上给推翻了，只留下高官厚禄这一项。他规定所有皇室的男子都可以封世袭爵位。王爷一年有上万石的粮食，毕生享受荣华富贵，但就是不能参与政务。没有皇帝的允许，宗王不能到南京和北京；王爷和王爷之间不能有交往；不能离开封地；不得从事任何工作。朱棣这就将明朝藩王带到了另一个极端，导致明朝宗藩整天无所事事，只能在封地里腐化堕落。而且，明朝宗藩制度给国家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宗室什么事情都不能干，让那些王爷一天天就是享乐，导致王爷都特能生孩子，生的孩子还都有爵位封地，所以明朝的宗室就使劲地生育子孙，最后导致明朝后来供养皇室的经费超过了税收的三分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