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5年至1433年，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是我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七次下西洋，船队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船只之大，航程之远，所到国家之多，在我国和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篇章。
宝船是郑和下西洋船队中使团领导成员乘坐的，载物最多的主力船只。研究宝船的大小，是关系到我国以及世界古代造船业和航海业的最高水平问题。中外学者和专家对这个问题一直很重视，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究竟有多大？
历来众说不一。《明史·郑和传》中记载：
“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后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郑和下西洋的随行翻译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明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中都有类似的记载。
史书关于宝船尺度的记载是否可信？
几十年来，学者和专家们对比进行了考证，提出了种种不同看法。
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这个数字乍看起来不觉得怎么，不少人也就加以引用了。当将这个数字化为公制时，四十四丈合150米，十八丈合61米，一条这样尺度的木船，其排水量估计在三万吨左右，即比现代远航的万吨货轮还要大得多，这确实大得使人吃惊。从航海与造船的角度分析，认为上述尺度的长宽比过小，不适应于航行与操纵，因而推断史书记载有误。
南京静海寺郑和下西洋残碑上记有：
“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以及“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
字样。据考证，明代二千料海船长十余丈、宽三丈左右。学者认为，碑记所载郑和乘驾海船的大小比较可信。其理是：
第一，郑和下西洋不需要特大的船，二千料海船可容将士二百余人，较小的八橹船至少也可容数十人，六十余艘大海船，二百余艘小船，已足够郑和出使远航之用了。
第二，过大的船在古代是无用之物。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船，比现代万吨级货轮还要大得多。今天我国除上海港外，尚无其他港口能同时容纳六十二艘万吨级货轮和几百艘较小的船。郑和舰队停泊的江苏刘家河和福建长乐都是小港，当时尚未发明大功率的动力机器，在无风时依靠人力是无法移动这一大批庞然大物进出港口的。有风时，特别是横风与逆风情况下，仅靠人力更无法有效地驾驶这样特大的木帆船。
第三，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在短期内造出成批的这样大的船。郑和出航于永乐三年，在明成祖登位前似不可能有遣使远航之议，因此舰队的准备时间是很短的。在二、三年内要建造六十多艘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高达十丈的大船，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学者认为，史书上记载的宝船的尺度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长宽比只有2.44左右，似乎与现代船的长宽比值太不符合。如果把“广十八丈”改为“广于八丈”，这样就可能了。用1955年5月在南京下关三汉河附近中保村发掘到的一根舵杆，配长四十四丈、宽八丈的宝船恰好合适。又认为“广十八丈”中之“十八"二字可能是“六”字分开抄写之误。
与以上相反，另一些学者、专家、研究人员则认为史书所记宝船的尺寸是可信的。从北京图书馆首先查到了《瀛涯胜览》的较早抄本《三宝征彝集》中有“宝船陆拾叁只，大者长肆拾肆丈，阔壹拾捌丈”的记载。数字都是大写，不可能是传抄错误。《三宝征彝集》是较早的抄本，更接近于原本，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三宝征彝集》的作者马欢是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翻译，目击身履宝船，所记应为第一手资料。如果说明集本《瀛涯胜览》有关宝船尺寸的记载尚有“孤证”之嫌，那么《三宝征彝集》的发现对于这条记载就增添了相当可信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