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对于日本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很多读者老爷认为是出于掠夺中国的野心，这其实并不全面，日本当时主要目的可能在于转嫁国内的危机。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政策，为了快速工业化，日本不惜严酷剥削底层农民和劳工。
以日本纺织工业为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日本实现了本国纺织工业机械化，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工人的低工资。
根据战前1894年的统计，名古屋地区纺织女工的平均工资，几乎还不到当地所设宿舍的平均住宿费，这些女工的待遇并不以沙俄的农奴或者美国南方的奴隶好多少。
为了维持这种低工资，日本就必须维持低粮价——否则工人们无法生存，而这又损害了日本广大农民的利益。
对于后进国家来说，日本的这种做法并不反常，通过剥削底层民众来快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是农业国实现工业化的最便捷的途径。然而，到了战前，这种原始积累的政策却让日本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
1890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波及日本，由于出口受阻，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不少企业被迫裁员或者降低在职工人工资，工人生活急剧恶化。
很快，日本又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欠收，米价高涨，本来就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的底层民众雪上加霜，很快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贫民饿死事件屡屡见诸于报端，因为米价高涨发生的“米骚动”此起彼伏，引起社会极大恐慌和动荡。
在鸟取、富井、柏崎、下关等地，相继发生了上千人参与的抢粮事件，在佐渡岛的矿山，两千多矿工因为工资买不到足以果腹的米而发动暴动，明治政府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
不光是底层民众的生活无法维持，日本新生的资产阶级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日本严重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资源，一切资源都需从国外进口，而日本财团的薄弱资本又无法通过贸易投资等和平手段控制海外资源——欧美资本雄厚的同行们早就下手了。因此，日本亟需通过战争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实现实业的扩张与资本的输出，否则，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可能向后来的拉美国家那样半途而废。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转嫁危机永远比解决危机更加容易。被称为日本外交之父的陆奥宗光曾如此向当时的内阁建言：
“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能作出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
明治维新的灵魂人物福泽谕吉更是直白地在报纸上堪为鼓吹：
“我国当前之政策，应使人心转向外界，其方向则在……”
福泽谕吉希望政府果断地发动战争来转移公众注意力，转嫁国内危机。
到了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1月，日本的《时事新报》更是骇人听闻地直接向政府喊话：
“如优柔寡断，天下人心必将厌倦不堪，终必出现非同小可之内变”，“政府应改变其方向，大力推行东洋政略，使国内人心转而对外，此乃目前最为妥当之政策。”
妥不妥当暂且不提，到了1894年，为了避免“非同小可之内变”，通过战争来转嫁国内危机或许真成了日本的救命稻草了。
很不幸地，我们成了那根稻草。尽管不合理，但是对于弱势的稻草，又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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