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由《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和《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两个部分组成，运用唯物主义的文艺史观深刻而细致地分析和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鼓吹唯心主义人性论的荒谬性和欺骗性。恩格斯将倍克诗歌的滑稽可笑分析得深刻透彻，指出诗人将德国小市民对大资本家的荒诞幻想披上了诗歌的外衣，而一旦这种幻想在现实中失落又发出幼稚的愤慨。例如，在《致路德希尔德家族》诗文中，倍克抱怨银行家不是良心善士，指责路德希尔德从来没有“为了伟大的神灵委托给你的一个温和的、给人幸福的使命”而忘记利己主义、欺诈和高利盘剥的手段并牺牲自己的财产来推动“人”和时代向前迈进，转而却又发出了“啊，愿您能把黄金的天恩普照世人”的阿谀奉承，丝毫不敢动摇封建贵族的基础社会关系，只希望“人道地”来运用这一势力。
相比于倍克的软弱性，恩格斯对格律恩宣扬“人类之爱”的欺骗性揭露得更为彻底。格律恩有技巧地利用歌德软弱的一面来维护德国小资产阶级利益和行将没落的社会制度。格律恩歪曲歌德经常使用的“人”的概念，把歌德在非哲学意义上所指的人偷换为“费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口中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将黑格尔的哲学基础嫁接到费尔巴哈人性论上的唯心主义的大杂烩。在具体分析中，恩格斯一一驳斥了格律恩作为唯心主义追随者的那些本末倒置的论断。例如，针对格律恩在评价《维特》一书时仿照费尔巴哈的观点说宗教哲学基础是社会弊病的最深刻根源这一观点，恩格斯深刻揭露“这个‘基础’的产生要比‘弊病’晚得多”，一语点出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
在《诗歌》中，恩格斯提出“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而不是用道德的、党派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歌德，认为“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对于歌德在政治态度上的两重性，恩格斯既反对格律恩精明市侩的赞扬，也反对门采尔和白尔尼的狭隘局限的批判，而是辩证地指出其反抗性和妥协性不过是“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秘顾问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点，恩格斯认为，歌德以唯心主义的方式从内部克服“德国鄙陋”的愿望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最薄弱之处。恩格斯在《诗歌》中揭示：“高高地站在革命之上的歌德……超过了革命整整一个世纪的歌德，是不能同情革命的，是不能关心他在1773年就与之绝交了的‘空喊自由的’人民的。”“歌德每次和历史面对面时就背弃它”，而其懦弱的一面遭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歪曲利用，格律恩的每一句庸俗的赞美都成了历史给天才诗人“最残酷的报复”。
基于现实的评价方法
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要面向现实，具体评价标准为创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恩格斯在文章中强调，文艺创作必备的才能是讲故事的能力，能够将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别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这种能力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而细致考察倍克的整本诗集，恩格斯发现他对叙述和描写完全无能为力，这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普遍特征。由于这一流派“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缘故”，他们“极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们无法规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由于缺乏科学世界观的支撑，文艺创作和评论只能沦为对社会现象流于表面的碎片化的罗列和主观的判断。
“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脱离实际、空想空谈的更深层次原因是这一流派缺乏政治品格，他们丝毫不敢也不愿直面现实而揭示其精心维护的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例如，恩格斯在分析《战鼓之歌》时，将倍克与海涅进行了对比，使倍克脱离实际的空想一目了然。恩格斯指出，同样的创作题材，海涅会将小市民的幻想故意抛到高空，再重重抛回到现实的地面，大胆地激起他们的愤怒；倍克却跟着这种幻想一起翱翔了起来，跟小市民一道沉溺在虚假的慰藉中。那么，当诗人跌落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同样是要受伤的。此外，这一流派普遍爱好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的人道主义说教。恩格斯总结道：“当他们遇到一个他们不懂的论断的时候（因为这个论断与哲学无关，所包含的是一些法律、经济及其他等等的术语），他们就立刻把它压缩成一句简短的、用哲学术语装饰起来的句子，并且把这种胡话背得滚瓜烂熟，以备随时应用。”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文艺不但没有发挥鼓舞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革命运动的实际作用，反而变成了回避社会矛盾的抽象的、投机的、闲逸的、萎靡堕落的教唆。他们拿来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坏、最抽象的东西”而抛弃了这一理论对产生社会问题的现实基础的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