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查核准则类似于今日大学的学分制，学分修满方可结业。不同的是，在其时官员匮乏的时代，顺畅修满学分的就能够做官了。
在实践中培育人才
明政府深谙教育学生的意图是为帝国培育治国能臣，读死书，死读书都是行不通的，只要实践才是查验人才的唯一标准。
洪武五年，明政府创立了监生历事准则，洪武时期，选拔历事的监生以“年长”和“学优”为条件，《明太祖实录》称，洪武八年命御史台选“太学诸生年长学优者”分教北方各郡。监生历事触及的部分十分广泛，如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五军都督府、锦衣卫等。具体内容包含书写题本奏章、整理黄册、书写诰敕、清查档案等。
《明史》称，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测量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明政府拟定了查核的方法，由历事的衙门即用人单位进行查核，给出勤谨、往常、才力不及和奸顽四等。《明会典》称，“勤谨者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顺次取用；往常者再历，才力不及者送监读书，奸懒者发充吏。”
这一套齐备的监生历事准则的规划，既缓解了明政府官员缺乏的问题，又从中发现了未来的人才，可谓是一箭双雕。
学而优则仕
唐、宋之时，校园教育与科举准则基本是独立的。参与会试的人，只需经过从乡到州的层层选拔，而不用必定出自校园。在明代，校园教育与科举准则是一脉相承的，
《明史·推举志》记载，“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校园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入学成为了走向宦途的必经之路，科举必由校园，将相皆由科举，校园培育了人才，人才也成果了校园。
到了明朝后期，靠纳粟纳马入学的人越来越多，校园生源的质量大打折扣，学风损坏，这也直接动摇了明王朝控制的根基。明朝初期的校园正是由于装备了尖端的师资，拥有着优异的学生，一起打造了一套系统的人才培育准则，才呈现了一大批国家栋梁，如内阁大学士宋讷、胡俨，尚书李敬、陶凯、乐韶凤，侍郎谢铎等人。能够说，根据校园的人才培育系统是大明帝国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明帝国能够立刻得之，但不能立刻治之。教育才是一个国家国泰民安的根基。
(作者单位：我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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