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史书，可以发现北宋一朝的很多名臣，同时在学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既为名臣，又是学者，本不为奇，但人数之多之密集，北宋一朝可谓历代之最。许多人政绩、学问不仅名噪于当世，而且又深远影响于后代。
欧阳修
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是庆历年间有名的谏官,同时他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文坛领 袖。 他自撰《新五代史》，又与宋祁等合撰了 《新唐书》，他还是我国金石学的开山祖师。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首领，他训通《六经》，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传颂千古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出自他的名篇《岳阳楼记》。被列宁称作:“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官至宰相。他进行的“熙宁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之一。同时他又训释《诗经》、《尚书》、《周礼》号称“三经新义”，还著有《字说》一书流传后世。“元祐党籍”的首领司马光，在政治上是王安石的反对派，他拜相不到一年便把王安 石的变法主张全面废除。但他在做学问上却颇有作为,用了19年的时间呕心沥血编撰了我国史学史上最负盛名的编年史巨著一《资治通鉴》。苏轼官至瑞明殿翰林,侍读学士，同时他又是一位伟大的词人、书法家,其著书甚丰,有《论语学》、《书传》、《东坡集》等9部大作传世。
范仲淹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北宋一朝是政治、 经济、史学、文学、 艺术，乃至 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杰出人才最密集的时代。明朝内阁首辅徐有贞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则过之。”仅以仁宗前后几十年时间论，其出类拔萃、彪炳史册者不下数十人。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晏殊、宋祁、曾巩、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苏颂、沈括.....，都在不同领域内为我国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北宋 167年的历史，出现 了 近百位有名的大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既有可称道的政绩，又有卓著的学术成果，是一群典型的学者政治家。
司马光：《资治通鉴》
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与北宋重文轻武政策有关。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鉴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王朝频迭的教训，按受宰相赵普的建议，利用“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军事将领的职务。从此，朝廷不再任命武官担任州郡的地方长官，而改派文臣掌管一切军政大权,北宋朝廷自然就成了“文官政府”，文气也便浓厚起来。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宋发展和完善了隋唐以来的科举选官制度。北宋一朝,堪称中国封建史上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黄金时代。北宋科举制比唐代发展得更为完备、公平，比之明清已走向僵化腐朽的八股取士更不可同日而语，科举制度在北宋达到了所能达到的最合理阶段。在当时除了一部分官僚世家子弟可以因“恩荫”得官外，只有考中进士的人才可以被授予官职，“学而优则仕”。这样，学问和官职密切联系起来。科举制以“机会均等”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了公平进取的可能性，因而大批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表现出极大的才能和创造性。再次,北宋一朝积贫积弱，财政匮乏，辽和西夏的威胁，一直是困扰北宋统治的难题,于是“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等变法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为了阐述自己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就必须钻研经学、史学、文学，从而为自己的变法改革提出理论根据。
苏东坡
北宋名臣多学者这一社会现象,对繁荣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无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上出现了浓郁的的读书求学的风气。反过来，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都市和手工业的繁荣。因此，当时的北宋王朝,承前启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但是北宋没有象崇文那样去尚武，对于辽、金、西夏的不断挑衅和咄咄逼人的威胁,反击无力，采取退让妥协的议和方针,最终亡于金国之手，这不能不说是北宋重文轻武政策的一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