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详细日期疑问外，还证明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某些详细史实。例如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也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又如，利簋铭文证明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总归，利簋铭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郑国僭越礼制的九鼎八簋。）
九鼎八簋的礼制
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标志神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觉，避免被其损伤。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开展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兴，九鼎又迁于周都洛邑。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树立王朝称为“定鼎”。从此，“九鼎八簋”成为中心政权的标志。
从此，“九鼎八簋”成为中心政权的标志。春秋时，楚庄公曾向周定王的青鸟使公孙满“闻名之巨细，轻重”，使得“闻名”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的专用语。依照周礼，贵族在运用“九鼎八簋”的品种、数量上都有严厉的规则，用于“九鼎八簋”品种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凹凸。皇帝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簋和鼎的运用，在周礼中有明晰的标准。）
周代的贵族为什么要运用九件鼎和八件簋这种组合方式来祭祀呢？这就要从西周的礼乐原则谈起了。西周建国之初,控制者大封诸侯,在商代奴隶制国家的废墟上，树立了一整套新的社会次序，这便是周公“制礼作乐”的由来。自此今后的3000年，“礼乐”成为我国人的思维原则和行为标准，中华民族自称为”礼乐之邦”也由此而来。因为周人汲取商人嗜酒亡国的经验，因而这一时期酒器削减，礼器增多，并且往往成套成组地呈现。西周等级森严，奴隶主阶层规则了整套礼制，来保护奴隶制控制次序。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飨的器物，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成为表现礼制的东西，这便是所谓的“藏礼于器”。据《春秋公羊传》中的记载,皇帝在祭祀、宴飨、随葬时，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顺次类推，不能越级运用。
（1977年，新郑出土的“九鼎八簋”，可谓文物之精品、国之珍宝。“九鼎八簋”器形和纹饰斗胆打破商代神秘色彩，风格新鲜；造型一改雄壮凝重，趋向秀美清灵；纹饰也从豪放的粗纹，改为整齐精密的蟠螭纹、穿透回旋扭转，生动而明晰地附在器物外表。它展现了春秋时期郑国青铜器精深的铸造工艺，更代表了其时的年代潮流。）
但是，进入春秋时期，王室陵夷，诸侯争霸,社会在开展,文明在前进,前期的宗法原则和礼仪原则逐步走向了衰亡。因为遭到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周皇帝的位置遭到了史无前例的严峻应战。郑国国君的身份是诸侯级的贵族，依据礼乐制的规则，他只可以享用七鼎六簋的祭祀品，但是实践的考古发现却推翻了这必规律，居然出土了多套的九鼎八簋，曾侯乙墓出土九鼎八簋也家常便饭了。这显然是对皇帝的得罪，对王权的蹂躏，也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社会现实的证据。
颂 簋
颂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敛口，鼓腹，圈足下还有三小足；口上有高隆盖，盖与器母子合口，盖顶有圈状捉手；腹部两边有兽首半环耳并垂珥。在装修上，颂簋的器口和盖沿各饰一周兽目交连纹(或称窃曲纹)，中心像眼，两边各衔接一回勾状曲线。这种纹饰是从动物形象，切当地说是从一种弯曲的龙纹改变而来的，首要盛行于西周中晚期，也是其时青铜器上的首要纹饰之一。腹部和盖面，装修着数道平行的凹槽状纹饰，称横条沟纹，因像旧式房子上的瓦沟，所以也称瓦棱纹、瓦纹，这种纹饰，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十分盛行。颂簋盖顶的捉手内，饰团龙纹，圈足饰垂鳞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