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法学博士）
追星大概是人类的一种天性，素日里在荧幕荧屏上活泼的明星，当某一天有时机见到真人时，人们必会赴现场见识一下，哪怕仅仅远远地瞄了一眼他们的背影，也会成为日后的谈资。在学界也有追星的景象，仅仅与影视圈比较，规划气势都要宛转、低沉一些。比如当某个国外的学界大咖来访，若有时机和大咖来个密切触摸，合影留念是少不了的，若干年后拿出相片来晒一晒，权当是个自己在学界位置的证明。当然这都是不入流的小角色们的小心思。至于那些本便是学术大师或学界名人的人，他们与国外学者或名家的合影，则正可阐明其“朋友圈儿”的质量，由此还会在学术史上传为美谈。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美国试验主义大师约翰·杜威、印度著名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们的访华就曾引发一连串的轰动效应，许多大学约请他们去开讲座、作陈述。他们当时留下的那些印象，也使咱们有幸一睹彼时人文社科学界之风云人物。学界在“星聚”的喧嚣往后，留影之外，还会给后学留下许多值得回忆或进一步考虑的论题。
拿泰戈尔来说，咱们或许对他和徐志摩、林徽因的合影更感兴趣，乃至乐意花更多的时刻和精力，去解读当时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联络，但是，在一些没有被人们捕捉到的接见会面中，沉积下来的论题却值得人们再三谈起。比方说，在泰戈尔1924年的我国之行中，就曾与梁漱溟先生有过一次沟通，这肯定算是大师级其他对谈。
梁漱溟先生在一篇谈《品德为人生艺术》的文章中，忆起与泰戈尔的一段说话，梁先生去的时分，泰戈尔正在和杨丙辰先生议论宗教问题，杨先生以为儒家为宗教，而泰戈尔则说不是。当徐志摩为泰戈尔介绍说梁漱溟是“孔子之徒”时，泰戈尔表明他很乐意听梁先生讲一讲儒家的道理。
梁先生附和泰戈尔的孔子儒家不是宗教的观念，但却不同意其所依据的道理。在泰戈尔看来，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依据的，所以可以影响人。尤其是那些巨大的宗教，其根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行拔，它的影响也就更大，空间上传播得很广，时刻上亦会传得很长远。但儒家却不是这样，由于“孔子在人伦的方面和人生的各项工作上，考究得很稳当周到，如父应慈，子应孝，朋友应有信义，以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等，如同一部法典，规则得很彻底。”但是这些稳当的、老成持重的规则，却难免离生命有些远，“要照顾到各方，要得乎其间；顾外则遗内，求中则离根。”基于此，泰戈尔断定儒家不算宗教。
梁漱溟先生对此的解说是，孔子所讲的道理却不尽在品德纲常中，伦常只不过是其间的一个面向罢了。孔子在《论语》中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层一层的内容，说的都是他自己的日子；他对弟子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称誉，也都是说其个人自身的工作。不管自己为学仍是教人，孔子都将着重点放在自己身上，而无关乎品德纲常这些外面的“粗”的东西。别的，孔子也并不要求人们一定要老成持重，得乎其间，由于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所谓狂者，志气很大，很豪宕，不管外面；而狷者清高，有所不为，对里边很仔细。狂狷的可取之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唐塞姑息。”
其实，孔子最不快乐的是“乡愿”，便是那些“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气，而在社会上五湖四海却都敷衍得很好，人家称他是好人”的人。孟子对此的解说最了解，“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符合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行与入尧舜之道也。”在外面体现得很稳当，内中却缺少真的人，还不如狂狷之士的好。这才是孔孟学派的真精力。经梁先生的一番解说之后，泰戈尔很快乐，“我长这么大没有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听梁先生的话心里才了解。”
说起传统文化与儒家的品德，人们总是将其与中规中矩、拘束、守规矩等联络在一起，殊不知那正是孔子所对立的乡愿，是“德之贼”呢！梁先生藉此加以解说，以为品德是生命的调和，是“生命调和中兴趣最深最永”的部分，由于“德者得也”，是有得于己，有以自得，无待于外面的其他条件。人生要过得有兴趣，没有兴趣，人就活不下去，“活且活不下去，况讲到品德乎？”所以“品德是生命的精彩，生命发光的当地，生命动听的当地，让人看着很爽快、很舒畅的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