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家和，192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荣誉教授，曾任匹兹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度史和我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前史文明比较以及史学理论等范畴都有精深的研讨。著有《史学·经学与思维:在国际史布景下关于我国古代前史文明的考虑》《古代我国与国际》《愚庵论史：刘家和自选集》，编有《国际上古史》《中西古代前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讨》等。
首要阐明一下问题之所以提出。古代的我国和希腊是“轴心期”文明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有许多类似的当地，有十分兴旺的文明；她们与古代的印度并列为“轴心期”三个最重要的文明。但古代的我国和希腊与印度还有不同的当地，便是印度的史学不兴旺，而我国和希腊的史学都很兴旺。可是古代的我国和希腊的史学开展的途径又有不同，不同的原因安在呢？英国前史学家、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提出一个观点，便是希腊的古代思维有一种“反前史倾向”，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以下首要谈两个问题，即别离就古代我国与希腊论说一下其间的异同。
榜首，关于古希腊史学的“反前史倾向”。
古代希腊的学术是以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史诗为源头。爱琴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传统到了荷马年代现已底子失传，所剩只不过是一些琐细的回忆。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时分，古希腊开端呈现哲学，便是米利都学派，被称为天然哲学家。希腊神话现已讲到来源（arche，或译“来源”）的问题，不过关于世界的构成给予了神话的办法解说：古希腊的天然哲学家则力求通过一种天然的研讨来处理来源问题。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时分，状况发生了改变，那便是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不再从天然研讨寻求来源（如从水、火，或地、火、水、气之类详细之物寻觅来源），转而走向别的一条路途，即从一切的世界万物中笼统出一个最底子的共相来作为来源，这个共相，用英文来说便是being，在古希腊文便是on，一般译为“是”或“有”或许“存在”。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或“being”是永久不变的，只需关于“存在”或“being”才干有真实的常识，而关于非存在（在他看来时有时无就不能是存在）就不能有真实的常识，如有，那就只能是“定见”。到柏拉图的时分，状况有了一些开展，首要阅历了两步：在《美诺篇》，把定见分红“真定见”和“假定见”，加以区别对待；在《共和国》也便是《理想国》中，柏拉图清晰提出三分法，便是对应于“存在”能够有“常识”，对应于不存在只能有无知，对应于既存在又不存在，便是运动改变中的东西，只能有“定见”。这样，前史学就被确认了一个方位，便是只能是“定见”，说得最好的时分也只能是“真定见”。怎么样才是真定见，柏拉图也没有给出清晰的表述。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分，底子上仍是沿用了这种观点。所以，希腊人走的理性开展路途是一种“逻辑理性”，把“存在”看成是永久的、不变的，这就决议了他们看待前史只能是“定见”。这也产生了对希腊前史学的影响。前史的撰述，如果是长时期的，那么就不能没有改变和开展；而一旦有了改变和开展，就又发生了是否或许成为真常识的问题。所以希腊最知名的史学作品都记叙的是一个很短的时刻，比方希罗多德的《前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今世史。并且这样做还有其求真的理由，由于在他们看来，只需是其时的人记载其时的事，这才或许成为可信的前史。希腊文“前史”historia一词，本来的意义实践上是“考问”（inquire），首要是去诘问目击者、见证人。人们认为，这样就能够得到前史的真常识。这显然是“本质主义”（substantialism）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一向继续到罗马年代。罗马人也注重写短时期的今世前史，即便当他们写长时期的前史的时分，像李维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将近八百年的前史，但实践上写的也是一个没有开展的前史；这也便是黑格尔所指出的“检讨史”，便是用李维年代的思维形式铸造的罗马史，一部自古如斯的、不变的罗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