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曾与王纯甫书指出：“改变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好坏、经变故、遭耻辱，平常愤恨者到此能不愤恨、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与王纯甫》，《全书》四，第96页）。人在遭受巨大的人生曲折、失利、困苦、耻辱的时分，精力和心思状况能够不为环境的变异或个人的得失所影响，这不仅仅一个毅力是否刚强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观问题，也是一个人精力训练、涵养程度的查验。普通人的烦恼、懊丧、压抑、不快、仇恨等，在阳明看来，都是精力训练不行形成的“动心”。而正人在任何状况下能“无入而不自得”，便是要能够做到在这些状况之下“不动心”。这绝不是一个简单到达的境地，尽管人的心思的先天本质与定力不同，“不动心”的境地作为主体性的老练和内涵力气的体现，是需求涵养训练然后才干到达的境地。正如李翱所说，自孟子以来，儒家并没有忽视对这一种境地的寻求。二程亦云：“正人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喜，无所取，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遗书》二十五，《二程集》，第321页）。这是对孟子、庄子皆有所承继。阳明与王纯甫书虽在正德七年，事实上这也是他后来经宁藩之变与张许之难“得力”之处地点。
站在这个立场上，人生的变故正是检测和训练这种境地的时机，“外面临错毁誉，亦好资之以为警切砥砺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动其心，便将流于日劳心拙而不自知矣”（《答刘内重》，《全书》五，第110页）。阳明还说：“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商讨砥砺之地，故正人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惑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故为正人！从前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其时祸且意外，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正人不求全国之信己也，自傲罢了，吾方求以自傲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答友人》，《全书》六，第115页）阳明曾说，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简单”，以上所引几封答人书皆作于居越今后，是阳明自己“当好坏，经变故，遭耻辱”的经历之谈。只要真实了解阳明正德末年阅历的巨大人生窘境，和面临的严峻的生计检测，咱们才干了解“良知”的学说对阳明自己早已超出了朴实品德的含义，而涵有生计含义上的才智与力气。擒濠之后的阳明，他的盖世之功非但未得任何必定与奖赏，反而遭到内官在君前的狠毒诽谤，在“暗结宸濠”、“目无君上”、“必反”等被诬陷的六大罪名之下，阳明处于“君疑”的境况，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这能够说是封建时代士大夫所遭遇到的最险峻的人生境况。面临如此危如累卵的险阻境况，阳明所以能处变不惊，历险而夷，是和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精力性的老练安稳不行分的。
王畿曾指出：“先师自谓良知二字自吾从万死一生中体悟出来，多少堆集在，但恐学者见太简单，不愿实致其良知，反把黄金作顽铁用耳。先师在留都时，曾有人传谤书，见之不觉心动，移时始化，因谓终是名根消煞未尽。譬之浊水弄清，终有浊在。余尝请问平藩事，先师云，在其时只合如此作，觉来尚有微动于气地点，使今天处之更自不同”（《龙溪先生全集》卷二）。王畿这个记叙所以值得注意，就在于他清晰指明良知说的生计含义，即良知作为不动于心、不动于气的本然状况的含义。阳明正是在那样险峻的情境下“平常愤恨者到此能不愤恨，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毁誉荣辱之来不以稍动其心”，因为他以高度安稳、安静、冷静的心情泰然自若，即处危不动、处急不惊、处变不乱，终究摆脱了危机，饱尝住了严峻的检测。只要从这儿才干了解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万死一生”中体悟得来的说法。在阅历了江西之变今后，他总算坚信，良知说不只能够使人到达品德的至善，并且依靠它，人能够真实到达他向往已久的“不动心”的境地。
后来他在答黄绾论良知书中也说：“相互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相互规切。俗人言语正到爽快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收敛得，愤恨嗜欲正欢腾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全国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时间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然后有，若良知一提示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与黄宗贤》，《全书》六，第119页）。这也是说，致良知的一个重要含义就在于能使人在“动气”时断然地控制爱情、心情的平衡，使人在任何时分任何环境下都能坚持“平常心”，这种控制爱情心情以保证最佳心思本质与心思状况的才干，不是靠平平常常的方法能够获得的，完成这种境地的难度大大逾越一般的勇气乃至面临逝世的英勇。从心性本体来说，此种境地所以或许的依据是因为“此数病良知之本无”，这也便是四句教心体本无喜怒哀乐的思维，从这儿也能够看出，致良知与四句教有极为亲近的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