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杂音很大，非常不清楚，而且若断若续。可还是听到了一些名角儿、一些新戏，然后兴奋得不得了。”
在一场两岸戏曲交流论坛中，我偶然遇上台湾大学戏剧学系教授、台湾“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祈。采访中，我惯性地提问，王安祈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大陆戏曲、参与两岸交流，没想到问出一段长达四十多年的“偷听史”。
今年7月，“国光剧团”版《杨门女将》在台湾上演。图为王安祈(左)与穆桂英饰演者黄诗雅合影。王安祈供图
京剧流传到台湾，通常认为肇始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台湾巡抚刘铭传为母祝寿时，特从北京邀请京剧班来台表演。到二十世纪初，每年都有上海、福州的戏班到台湾大小城镇巡演，演期可达数月不等。京剧逐渐为台湾民众熟知、喜爱。
1949年两岸因政治原因分隔，至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92年上海昆剧团成为首个赴台演出的大陆戏曲剧团，两岸戏坛艺文交流中断四十余年。
王安祈的母亲是苏州人，也是一位戏迷；幼年住在天津，曾以记者身份到后台访问京剧名角，还有一张著名京剧艺术家李少春签名照。那张照片跟着王安祈母亲一路来台，后来不幸在一起火灾中烧毁。
1955年，王安祈在台北出生，受母亲影响，从小爱听戏，母女闲谈间常提及戏曲。她说，当时台湾能看到的戏屈指可数，和母亲一起几乎没有错过一场戏，但还是觉得不够；结果，就是去“偷听”。
当时，台湾当局禁止1949年以后的大陆新编戏传入，而大陆“戏曲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大量新戏、新角儿、新腔涌现。
两岸看似“隔绝”，但经不住台湾戏迷孜孜寻求，新声新戏暗中“偷渡”海峡。
通过广播，戏迷有时能收听到大陆戏曲节目。“电台杂音很大，非常不清楚，而且若断若续。可还是听到了一些名角儿、一些新戏，然后兴奋得不得了。”王安祈说，像是杨秋玲、王晶华主演的《杨门女将》电影录音里，饰演“采药老人”的毕英琦，言派唱腔特别棒，就一直记着他的名字，反复地听。“哪怕是个配角，都是一辈子的情人。”
还有不少职业演员和戏迷，通过在香港的朋友偷偷将1949年以后的新戏录音与唱片带进台湾。而当时台湾两家著名戏曲唱片行“女王”与“鸣凤”，担负起半公开售卖“违禁品”的“重任”。
图为2016年“国光剧团”演出《春草闯堂》时，王安祈(左一)与大陆著名京剧编剧范钧宏的妹妹(中)的合影。《春草闯堂》是范钧宏、邹忆青整理改编的京剧，王安祈说，当年“偷听”范先生编的戏，而后“国光”演这出戏时，竟逢范先生妹妹拄着拐来看，于是有这张合影。王安祈供图
为了在审查中蒙混过关，唱片行在包装上稍加“乔装”。王安祈后来写文章回忆，唱片行先是对剧名略作改动，有改以剧中主角或关键场景为题，如《杨门女将》改名《葫芦谷》，《桃花扇》改名《李香君》，《李慧娘》改名《红梅阁》。这些戏都是古代背景，只看剧名，主管单位分不清老戏新戏。敏锐的戏迷却慧眼识戏，一有发现便在同好间口耳相传，新戏唱片随即畅销。
戏曲演员也是审核对象。张君秋、马连良等名角都属台方登记在案的所谓“附匪伶人”。唱片行不能直接印出演员姓名，于是改注“某派”。王安祈玩笑道，当时的赵燕侠、李玉茹、童芷苓、杜近芳等新起之秀，均早早被台湾唱片行老板“册封”为赵派、李派、童派、杜派。
也因为这样，只见姓氏的台湾戏迷搞不清“杜派”到底是“杜静方”还是“杜竞芳”，偶有香港、美国传来的一鳞半爪信息，就弥足珍贵。王安祈得知“杜近芳”的正确写法，已是1981年从海外买到《中国戏曲曲艺辞典》时的事了。
台湾的职业戏曲演员，也循声音线索，半编半猜地将一些新编戏搬上舞台。唱腔可以琢磨，听不清的唱词只能自己发挥，看不到的身段、台步只能自己创作，却也排出许多好作品。新戏《红梅阁》《玉簪记》于1963年、1964年在台湾上演时，连演多场，轰动一时，“黄牛”猖獗到必须动用警力的程度。王安祈笑称，当时剧团被审问“戏是谁教的”，就回答是“录老师”，“录音机教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