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遭遇被抓壮丁的事发生在1949年9月15日，也就是武威解放的前一天。早饭后，隆隆的炮声从县城那边传来。李田夫家距离武（威）民（勤）公路仅二三百米，三三两两的国民党散兵或骑马或步行，往民勤方向逃窜，零星枪声不时响起。从外面跑回村子的人说，那些散兵见人就抓。家里人怕李田夫被抓走，就让他到洋芋地里躲避。他就急忙跳进洋芋地，扒开浓密的洋芋秧子，钻进两垄洋芋的中间。太阳西斜，武民公路上的散兵消失后，才回了家。
1952年7月，14岁的李田夫小学毕业，回到农村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有时光着脚丫子到已经收割的麦茬地里拾麦穗。刚开始，麦茬扎得脚掌生疼，时间一长，脚掌上长了一层老皮老肉，感觉不到疼。有时，戴顶破草帽赶着拉了石磙子的毛驴碾场。有时，用芨芨筐从打麦场上往家中背麦衣。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日渐下滑，仅能勉强维持温饱，李田夫便产生了不再上中学的念头。当时的武威师范可以享受助学金，他就报考了。报名时，恰好遇到武威张义乡的一名考生跟他同名同姓。因此，考试时，他在卷面的姓名后面注明“金羊乡”。出榜那天，李田夫一大早跑到武威师范门口，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有一个小括号，内写“金羊乡”三字，就庆幸自己被录取了。张义乡的那位考生却落榜了。
在武威师范上学期间，除了学习，李田夫的兴趣和爱好相当广泛的，不仅爱好篮球、垒球和乒乓球，对美术、音乐也十分喜欢。二年级时，花了两元钱买了一把二胡，又从家里拿去一把笛子，能够吹拉简单的曲子。
在武威师范上学的三年里，李田夫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国内的长篇小说有《保卫延安》《暴风骤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读得津津有味。书中的一个个英雄人物，成为他学习的模范、崇拜的偶像。他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烂记于心，成为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知识，追求上进的动力。对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李田夫追求进步，各方面表现优异，在二年级时，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年，他才16岁。
现在回想起来，武威师范的三年，对他一生的成长和进步影响巨大，也为他一生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在工作上争做强者，永不言败；在学习上永不停息，不断探索奋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武威师范初师毕业后，李田夫深知自己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短、底子薄，求知便成了工作之余的第一需要。他一边工作，一边查字典、翻词典，自学完了高中语文。在文凭与职称晋升、升“官”提拔毫无关系的三年困难时期，他饿着肚子在工作之余拿到了汉语言文学的大专文凭。他一生不会下棋、不会喝酒，一年中难得打上两三次扑克。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和爬格子写作。惟其如此，才在记者、作家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在新闻的疆域里纵横驰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新闻写作在李田夫的笔耕人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李田夫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是在1963年6月。当时，武威县文教局派李田夫到羊下坝小学任教导主任。11月下旬，羊下坝公社下二沟大队第一生产队举办阶级教育展览，他将展览内容及群众反映写成一篇1400多字的消息寄给《甘肃日报》。12月3日即在头版二条的位置发表。看到报纸后，他心花怒放，当即意识到新闻报道只要和当前的宣传形式紧密相连，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作品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由此，他写稿的积极性更高了，又将回农村老家看到的听到的生产队队长一心为集体的事迹写成《“老队长”李福元》的人物通讯寄给甘报社，于1964年元月7日在三版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