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维舟 维舟
如果你想喝酒，最好独酌，聚众饮酒很可能一不小心就坑了朋友。
广东东莞一男子在酒醉后被朋友送回到住所附近，据这位朋友事后回忆，对方当晚坐在副驾驶座上意识清醒，下车后还招手说自己可以走，但未曾想，此人在分手后自杀身亡。近日法院判决这位送他回家的朋友担责，赔偿死者家属7万元，理由是他没有尽义务。
这个判例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生活中太普遍了，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小心踩雷。只要是喝醉了，不送也会被判赔，因为你没有尽义务；而只送到他住所附近也不行，你有责任将他安全送到他监护人手里，醉酒者和未成年人一样，说的话都是不算数的。
虽然当事人的回忆现在可能死无对证，但同桌的人证实，当晚并没有劝酒，那死者在下车时“意识清醒”说不要人送确有可能，何况他既然自杀，恐怕也能证明他当时是有自我意志的——但这个判决成立的前提，却是认为他酒醉后已丧失自主行为能力。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此人摇摇晃晃自己走回家了，那还会有纠纷吗？显然，那恐怕什么事都没了。也就是说，这个判罚与其说是因为当事人在程序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从特定结果倒推出来的——只要结果很糟，你就得负责（或更确切地说，“就得有人为此负责”），而不是说，只要你程序没做错，即便出现了预料之外的坏结果，你也没责任。
如我之前曾谈到过的，这其实是一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要求人“好人做到底”，不仅要负责，而且得负责到底，导致的任何结果都唯你是问。
追溯起来，这一思想的基底源于中国家族制的顽强传统：由于超家族的社会组织（行会、教会等等）不发达，中国人往往只能依赖关系极为紧密的“自家人”。家庭成员之间负有无限责任，孩子无论出什么事，都是家长的责任。
这种无限责任的逻辑还可以推演出一系列假定：父母做什么都是为你好；即便孩子成年，父母兄弟仍不能放任不管，甚至帮他还赌债；亲族对彼此的行为负有责任，故一人有罪，株连九族。
汉学家卜德曾在《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中谈到他所观察到的这种特性：
从社会方面讲，中国人对家庭的依赖性是这么强，以至于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向自己的亲属和朋友伸手求助，而不是向社会、向政府机关求助、所以，许多在西方国家都是由政府部门负责的事情，在中国都落在了家庭和朋友的身上。[……]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这种家庭式结构，也导致了个人负责和团体负责的概念。由于每一个家庭都要对本家庭的成员负责，因此，这个家庭外的任何人，一旦跨进了这个责任圈，他就要对这个家庭今后发生的任何事情负起责任。
这样的做法有问题吗？客观地说，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展现出的巨大活力，也有赖于此，因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结果没问题，规则可以给人巨大的灵活空间；但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是，这种结果导向的思维也给人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扭曲了规则，与法治精神其实是格格不入的。
现在出现这样的判例，恐怕不是偶然的。近几年来社会治理中隐然可见的一个思路便是：在不同领域，都层层落实责任制，分片包干，一旦出事都有人可以问责。无论是楼长、河长，还是微信群的群主，都是这样的全权负责的无限责任制，一旦出什么事，就唯你是问了。送朋友回家的案例，也具体而微地体现出同样的思路。
在社会治理上，这是历代都常有的事，因为这么做有两大好处：一是将非正式渠道纳入全能的政治掌控之下，二是将社会治理成本分摊给个体。明代粮长制度便是如此，在每个地方都任命一个粮长，地方上的粮食征收等事宜，一律由他负责，至于他用什么办法搞定，在所不论，朝廷只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