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的父母遇到这个情况会怎么看？是不是之前我的观点，更多考虑我的批捕起诉风险、错案追究风险等现实利益，而没有考虑当事人利益，更加没有考虑到司法结论对社会公众的影响？
思路一新天地宽。这个案件，既然没有直接证据，就用排除法，借助间接证据来认定。通过侦查实验、网络鉴定等工作，王勇和侦查人员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某，但新的困难接踵而至——故意毁坏财物罪是否包含没有物理损坏，但让财物丧失或贬损价值的行为呢？此案从2001年开始启动，直至2005年，才作出有罪判决，其间曲折，可想而知。
他还点题，在全国禁止交易野生动物后，罚没动物管理的压力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法律修改时应当将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放宽。
“如果每位检察官都如此专业，更优的法治环境指日可待！”《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就该案采访完王勇之后，由衷地说。
苏州市检察院门口的苏州轨道交通1号线桐泾北路站，设有检察地铁公益海报专栏，在策划海报时，张安娜感觉压力很大，面对熙来攘往的人群，公益宣传该怎么做？
王勇给她讲了自己办理过的一起中学生被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在他打电话联系被害人父母时，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被害人父亲向王勇道歉，说当时开门发现两名歹徒在捅刺自己的孩子，直接上前用手去抓匕首的刀刃，手指受伤到现在都还不太方便，摁手机接电话的动作不利索。
这段对话产生的画面感，让王勇十几年后都会感到十分悲壮。王勇说，空喊口号肯定不行，简单、真实的故事才能触动人心。
在他的启发下，张安娜领悟道，“对从事普法宣传工作的我们来说，一定要捧着这样的真诚，访得深、点得准、悟得透，才能让这份传播更有价值。”她策划了以犯罪嫌疑人真实心声为主线的第三期海报“失去自由系列”，去看守所采访了93个犯罪嫌疑人，用他们最真实的一句忏悔来反衬守法的意义。紧接着的第四期，她用十个词语讲述苏州检察人的视角中，那些或扎心或笑中带泪的故事。
这一次，张安娜特地给王勇留了一个展位——主题是“键盘侠”的“键盘”，用的是王勇的一句话——
“有个记者问我，做了这么多年公诉人，谁是你最好的搭档？
我想啊，估计是键盘吧。
写法律文书、调研论文、法治随笔……
法有限，而探究无穷。”
（检察日报 于潇）
“事实自有千钧力”，这句话走进了冯怡帆的心里。为了查证事实，冯怡帆爬过房顶、跳过窗户、走过深夜漆黑的楼道、把自己摆进案件当事人的位置，走到案件中去，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
“这些看似繁琐甚至苛刻的要求背后，是王勇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一颗求极致的心。”
“电子产品两三年不更新，我们就难以忍受了。而一些法律文书、司法理念长期不更新，我们却习以为常。这本身就不正常。”再次品味王勇的这些话，冯怡帆感慨良多：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期待是在不断升高的，只有以求极致的心不断创造精益求精的司法产品，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
“出圈”的检察业务专家
苏州市检察院宣传教育处副处长张安娜作为单位的“小喇叭”，以单位“坊间”给王勇起的外号“大老王”为起点，挖出了一串“吐槽”——
“大老王”又让写办案札记了，检察官简报被毙了5稿，起诉书改了28稿、连标题都要用几点几分的某稿来标注……
在张安娜心里，王勇不仅是检察业务条线的专家、大咖，更是她这个综合部门干警的业务导师。“他赋予了我从容钻研、挑战难题的底气，激发了我创新思考、执着奋进等精神。”
作为宣传人员，张安娜对自己写过的那篇7000多字的调查报道挺满意。这篇刊发在检察日报的《被罚没野生动物的命运困局》文章，曾引发了司法界和野生动物保护界的深度思考和广泛热议。
这篇被张安娜视为工作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篇新闻调查，缘起王勇的一次提点。一次闲聊，张安娜向王勇说起了21只国家三级保护鸟类在被罚没后死亡的案件，以及自己开展类案调查，发现“案件办了，动物死了”这种普遍现象。
“从个案到类案，各个参与机关都尽力而为，每个环节、每个人都出于善良的动机，但却出现‘案件办了，动物死了’的悖论，这是为什么？”王勇对她说，我们发现问题，并能成功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让工作机制更顺畅，比单纯办理几个案件更有意义，这将在未来拯救更多的野生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