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是否应该批改作业连日来引发不少网友讨论。11月10日，辽宁省教育厅在其官网公布《辽宁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管理“十要求”》，其中明确指出，教师必须亲自批改作业，严禁家长、学生代劳。对于不按时批改作业的教师，一律取消职务晋级、评先评优资格。此举得到不少网友点赞支持。（11月11日 澎湃新闻）
由于多地区存在教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的现象，为了规范教师的职责、减轻家长的负担，自2018年至今，全国已有十多个省份出台了相关文件禁止要求家长批改学生作业。海南省明确定期开展作业督察，浙江省甚至将作业管理纳入绩效考核，由此可见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然而，在学生、家长、老师、学校、教育部等多个社会角色参与的教育链条上，单单在教师这一环节加码，出台针对教师的“十要求”，这对整个链条的良性发展并无太大益处。
弄清教师为什么不批改作业，是解决作业批改问题的关键一步。不可否认，当前一些地区教师群体素质不一，部分教师缺乏足够的责任心，懒于应对日常教学工作。这一行为既是对学生的不尊重，也是对教师群体的不尊重。教育部门出台作业批改的相关政策，能够对这种“懒教”行为带来震慑，规范并严格要求这部分教师群体的教学工作。但是外在的条例规范，使得教师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被动地服从规范始终不如内在的价值规范更加有力。对此，单靠出台作业批改政策对于改善这种现象是远远不够的，教师群体的素值与职业道德培养更为关键。
除了部分教师缺乏责任心，作业多、工作量大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因素。但作业多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老师，因为在整个教育链上谁都无法脱离彼此间的联系。首先，“成绩至上”的价值观念，浸染着整个社会。家长期望学生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学生拼命学习以不辜负家长的期望，老师加量布置作业以培养出高成绩水平的学生。而学生的成绩，又会成为老师群体间相互比较的资本。在这种氛围中，似乎“量”比“质”更能够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帮助学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其次，学校的“业绩考核”标准也在加剧老师的焦虑。教学成果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学生的成绩，学生的成绩又与老师的薪资直接挂钩。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焦虑传递到学生身上，体现为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而严格要求的做法之一，就是不断地增加作业量，至少在“量”上不能输。再者，即便老师排除以上因素精选作业、减少作业量，如果带班多、学生基数大，批改作业的工作量也无法得到有效消减，教师很难批改完所有学生的作业。
如果上述因素无法得到改善，那么关于作业批改相关政策的出台，很难不流于形式化。有些地区的教育部门规定教师不能要求家长批改学生作业，但却没有指明不允许学生批改作业。可想而知，在作业量无法实质性减少、家长不辅助批改作业的情况下，老师很可能将部分作业的批改下加给学生。最常见的措施是给学生分组，指定小组长、课代表等，让这些成绩相对优异的学生分担老师的任务，从而造成变相的“家长批改”。而辽宁省教育厅对此规定也不允许学生代劳批改作业，这要求老师必须要批改所有学生的作业，这又可能造成另一种极端化现象，即作业批改的形式化和浅薄化。当老师面临着教育部门的作业批改督察和教学工作、生活条件等多重压力时，很难保障作业批改的质量，可能一个覆盖整页作业的“大对号”、作业右下角的一个“阅”字，就代表批改任务的完成，但这实则对于学生的纠错并无太大作用。
因为多种原因，家长与老师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而教师是学校里学生的直接负责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被认为“掌握学生大权”，也因此遭到诸多误解，逐渐成为教育链条上的失语群体。如果简单地在教师这一环节施加压力，要求失语的教师群体承担除自身素质原因，由于体制、社会观念等不可控因素而带来的全盘批改作业的结果，这只会加剧整个教育链条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最终也会通过种种途径趋向平衡，趋向平衡的过程，就是我们对于整个教育制度和社会育人观念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