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从师专毕业的她，进入了歙县黄村乡石门小学任教。
短发、穿碎花连衣裙，瘦削的她和孩子们混在一起，不像老师，更像姐姐。条件艰苦的山村学校里，这位姐姐总是拉起弟弟妹妹们的手，带着他们咿咿呀呀地朗读课文。下课之后，她又和孩子们一起，幻化成山间田野里的一股风，和笑声一起吹进村子里的每个角落。
那时候，快乐总是很简单，感动亦是。
汪育红回忆道，当时有个孩子，每天早上上学时，都会带上一枚家里煮的白水蛋，把它捂在胸前的口袋里，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飞奔，到学校又赶忙把鸡蛋塞到她手里。鸡蛋握在手里，还是温热的。直到现在，回忆起那一枚带着温度的煮鸡蛋，她还是有些动容。
汪育红说，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她和孩子们一起长大。
四年后，禁不住家人的苦苦相劝，汪育红考入了县城的一家银行，捧起了“金饭碗”。“银行工作轻松、待遇很好，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汪育红说。
生活波澜不惊，她也嫁给爱情，开始关心起柴米油盐。一切归于平静。未来，仿佛已经全部装进眼底。直到一天，她在电视里看到一则新闻，一个留守儿童因管护不周，严重烧伤。
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那些学生，她再也不敢往下想。
汪育红动了辞职的念头。她想办一所托管学校，给留守儿童们一个“家”。“我向银行递了三次辞职申请，一开始他们不愿意放我走，后来实在拗不过我，才勉强同意。”辞职后的一个多星期，汪育红每天瞒着父母，上午假装去上班，实际是在外寻找办学场地，下午再“按点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早上买完菜去银行找她，才得知女儿已经离职。
“那天，我照常回家，父母就坐在沙发上等着我，逼我去跟行长道歉。我就是不答应。”汪育红说。
顾不上和家人解释，2005年8月，她带上自己的一点积蓄，孤注一掷，开始创业。
“说实话，一开始我们都不看好这个事。也心疼她，一个人这么拼，太辛苦了。”汪育红的爱人江跃忠说，那时家里人甚至希望她能“知难而退”，最好还是回银行上班，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上。
汪育红说，那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教室是租的，桌椅是赊的，教课是我，烧饭是我，洗衣服还是我。”学校初创期，没有帮手，又囊中羞涩，瘦小的汪育红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承担所有。
半年后，一个春寒料峭的早上，在租赁来的旧旅社里，20多名留守儿童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那所山村小学。披肩发、穿职业装，她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像老师，也像妈妈。
“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陪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汪育红说。
“他们不需要同情，他们需要的是关爱!”
“留守儿童”，汪育红不太喜欢这个词。
她说，当我们给孩子贴上“留守儿童”的标签，很难不借助“自卑”“脆弱”“叛逆”这些词语去描述他们，这其实是一种歧视。
“爱的关键是平等，你把孩子们当成这样的群体，用一种俯视的姿态去关心施舍他们，我觉得不合适。”谈及这个话题，总是嘴角向上的她收起了笑容。
“我们对留守儿童常常存在刻板印象，觉得这些孩子成长的环境不好，学习也肯定会受影响，心理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但接触他们以后发现，他们往往更珍惜亲情，也更懂得感恩。”汪育红说。
在汪育红眼里，自己的孩子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群人，和其他同龄人没什么不同。“他们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叫，即使是最叛逆的孩子，心思也很简单。”他们会在教师节给汪育红送上自制的礼物，会用带着露水的春笋、山间的野花堆满她的宿舍。
“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孩子，他们不需要同情，他们需要的是关爱!”在她的臂弯里，孩子们长大了。
十五年，她目送着一批批学生带着希望和从容离开。经年累月，许多孩子的名字和模样都已模糊，但是，一个女孩儿却是汪育红永远的心结。
那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家境贫寒，父母都在外务工，她多少有些内向。不少好心人伸出援手，资助她读书。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些善举并没有改变她的人生。她渐渐习惯被人同情，习惯了索取，甚至觉得身边人都亏欠她。“她走了些弯路。”汪育红喟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