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和各国的出口限制提高了欧盟的危机感，欧盟企业和工厂都在重新计划布局供应链，例如瑞典货车巴士生产公司斯堪尼亚（Scania）就通过确保其零部件供应多样化而经受住了封锁所带来的冲击。同时，欧盟以法德为首的国家为了防止更多境外病例流入本国，曾积极呼吁并影响周边国家采取一定措施控制病例增长。甚至有欧洲学者认为，有关国家在疫情发生初期就应当介入并抑制外国的病毒滋生和传播。
可见，欧盟正在努力影响其他国家的工作和消费方式，加入了一场激烈的影响力争夺战。
不确定的前景
此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仍然是复杂和不确定的，两方面的趋势都已充分展现出来。特朗普总统任期开始之前，世界已经达到了高度全球化的时期，但这同时释放了相反的信号：
经济全球化刺激了社会层面的逆全球化，战略重组引发了战术脱钩。
由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全球化带来的诸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发展不平等问题的后果使得美国和欧盟各成员国中的主流保守派和社会民主党逐渐失去影响力，也促成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2019年的英国大选结果。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新冠民族主义”（coronationalism）在一些国家出现，主要包括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极右翼民粹主义及种族主义。
外交关系的加强缩短了国际社会的“社交距离”，却也增大了领导人与民众的“政治距离”。
由于集会、出行和接触限制，领导人与本国社会变得疏远起来，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社会中不断发酵的舆论和新型观点及群体，而这往往会导致最后一刻的政治误判。在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择党将新冠病毒传播与移民的威胁相联系，进而要求针对移民制定镇压措施。德国社会是否会被民粹主义分子领导，还要看当前大联合政府是否能合理应对社会上的此类煽动性言论和破坏性活动。
在国际社会中，目前大国多在积极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和优势，像俄罗斯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正在寻求开辟自主的能源供应和路线。与此同时，各国领导人也从未像疫情隔离期间一样沟通得如此频繁。病毒的流行使得领导人减少了国际间的出访，转而使用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交流。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视频通话，默克尔又与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视频，后者近期仍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通话商讨。
总而言之，各国社会对全球化趋势都变得越来越敏感。
欧盟、美国和中国都希望影响对方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例如改变个人数据在欧洲的存储方式。而疫情为贸易和商业带来的巨大风险也展露无疑。如今，一些人将对传染病的恐惧转移到了市场力量上，对影响力运作、隐性投资和免费产品都产生了怀疑。而欧洲出于历史原因，更加容易受到这种恐慌的影响。
结语
相比于疫情催生下的“全球化退潮”，欧盟的国家领导人们似乎更加意识到了“脱钩”会带来的巨大损害和风险。他们希望通过进一步改变他国的行为方式以减少本国所受到的影响。在国家外交上，虽然各国领导人之间并没有因为疫情的隔离而减少交流的机会，
但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催生了社会层面的逆全球化，缺少了对社会矛盾的有效关心只会让国内外局势变得更加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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