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场的十几分钟里，刘宇轩感到惊慌、害怕，从一开始“急着争辩”，到后面越来越“不想再解释”。那短短的十几分钟，对他来说，“好像有一些漫长”。
刘韬也察觉到了孩子的压力，“大人你都说不清，别说让小孩来辩白了”，他想让孩子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叫父母先把孩子带走，他留下来与车主继续协商。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真要是小孩干的，那也是我的责任，是我的教育失败，应该由我来面对。”刘韬说他主动协商，就是想把焦点从孩子有无嫌疑转移到划痕的处理上。
当时他自己也有点懵，只想着尽快把事情解决，把影响降到最低，回去再跟孩子慢慢聊。即便要训孩子，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是警察，又是陌生人，给点儿钱是小事，弄出心理问题就不可挽回了。”
邹兴华看双方商量得差不多了，便叫他们先去吃饭，吃完再到派出所进一步调解。临走前，他叫车主回忆下之前的行车轨迹，看有没有其他录像，如果有，他就帮忙调看一下。后来车主告诉他，之前停车的地方没有监控。
刘韬没有去吃饭，警察和车主离开后，他独自留在车库问守门师傅情况。此时，在家休息的妻子也闻讯赶来，听完师傅的讲述仍“想不通”，她不相信是孩子干的。随后，又有两位刑警来到车库看监控，刘韬夫妇提出了质疑，两位警察没有说话，就走了。
后来到了派出所，邹兴华给车主推荐了一家比较便宜的修理厂，还帮忙讲了价。双方过去定损时，刘韬当场付了3500元的修理费。
晚上回到家里，刘韬把儿子叫到书房谈话，把下午的问题又问了一遍，希望他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讲出真相，但儿子始终说不是他干的。
“我也想套他话，我说就算是你干的也没关系，你说出来爸爸也原谅，这个事做错了，咱今后不做这个事，我一说到这，他就说不是他干的。我说有没有可能是你不小心划了，他说也有可能，过一会他又说不对，‘爸爸，不小心也不可能划8个’。”
刘韬了解儿子的脾性和胆量，“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绷不住，就要招”，但现在把他顾虑都打消了，他还是不认，说明就没有撒谎。
谈到这里，刘韬没办法再往下问，只能告诫儿子吸取教训，今后离别人的车或贵重物品远一点，免得惹麻烦。
刘宇轩印象中，那天晚上的谈话大概持续了1个小时。他说他当时还是有些害怕，又有些后悔，“不应该跑车棚边绕”。
聊完后，刘韬心想，真不是孩子干的，那就想办法去证明。他突然想到自己的车与那辆奥迪只隔了几米，中午开出去的时候，也许有拍到什么。
事发当天，刘韬的行车记录仪截图，其中几秒，儿子从被划车辆的旁边走过。
第二天下午，他把行车记录仪取回来看，很遗憾，录像太短，且车辆反光，看不清楚。他给邹兴华打了个电话，先说了下昨晚跟孩子的谈话，然后讲了行车记录仪的事，希望能启发他们去调查。
令刘韬意外的是，邹警官说他正在看监控，打算看完后再通告双方。在他看来，事情过了一天，双方也已协商私了，对警方而言，这件“不用立案”的事算是了结了，没想到邹警官还在查。
晚上他又去了趟车库，想和守门师傅商量，调取事发前旁边一辆别克车的监控，未果。谈话间才得知，邹警官一大早就过来把监控调走了。
事实上，邹兴华心底的疑问一直没放下。前一天晚上回到派出所值班，他越想越不对，“睡觉都在想这个问题”，会不会不是小孩划的？如果不是，不就冤枉人家一辈子了？当时在现场，他就发现小孩不高兴了。
他想到自己小时候被冤枉的经历。他从小生长在农村，有时候他明明从自家地里背回来的蔬菜，别人非要说是偷了他家的，跟大人一讲，双方就要吵架，闹得很不愉快。
还有一次，他去打猪草喂猪，本意是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但那天舅舅来家里说外公去世了，母亲到处找不到他，以为他跑去哪儿玩了，等他回来后，母亲“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打了一顿。那种“藤条打在脑壳上”的感觉，他到现在还记得，“真的记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