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副教授戴浩霖对本案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其认为，本案中被害人体表抵抗伤不明显，提示窒息发生速度快，被害人丧失抵抗力的速度较快，来不及反应。现场虽没有打斗痕迹，没有性器官的损伤 (乳房、大腿内侧)，但不代表不是强奸，强奸的发生更合理。
戴浩霖表示，本案机械性窒息发生的起因及最终结果均为性关系的发生，无论窒息前还是窒息后发生性关系，处女膜是有新鲜破裂的。先发生性关系，也是因为要告发强奸才导致扼颈；后发生性关系，其扼压颈部导致意识丧失的目的还是为了发生性关系，同样是强奸。性关系的发生和扼压颈部是连续的过程，不能完全割裂开。本案中，作为年轻、未婚女性，发生头一次性行为的时间、地点、对象均存在明显不合理。
三见凶手
事发后，李洁回忆先后见过王祎哲三面。
第一次是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少年庭上，李洁描述，“他把自己弄得像个英雄，头发上抹了摩丝，穿着名牌衣服。像明星出场，没有丝毫表情，更无丝毫畏惧，嘴角有不易觉察诡异的笑。法官、检察官问他情况，他说不上来。眼神恶狠狠地看着我的辩护律师，口口声声说很爱我的女儿，不小心伤害了她，不是故意的，一直在陈述这样的话。”
伴随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探讨越来越广泛，对于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
10月12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规定，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在刑法第十七条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表示，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关注。总体上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仍应坚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
降低未成年人承担刑责年龄是否可以从根本上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有专家认为，一味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会使得未成年人过早地进入刑事司法系统惩治的范围，可能不利于其身心健康的发育。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未成年人认识能力较低，且身心承受能力较弱，适用刑罚很容易导致“交叉感染”，催生监狱化犯罪人格。不仅不利于预防犯罪，还容易导致他们重新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认为，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个简单的应对办法。修改法律要考虑具体降到几岁，降了之后，很有可能在那个年龄之下仍然会出现类似案例。
第二次是在一审宣判的时候，李洁说王祎哲出庭时仍是一身名牌，人很精神，面无表情。“我仔细观察了他，当法官宣判无期徒刑的时候，他的眼神有了变化。从最开始的无所谓，变成了不可思议的神情，觉得不可能，不相信他能被判无期。”
第三次是二审开庭，李洁记得王祎哲的变化非常大，人瘦了三圈，头发也被剃了，穿的衣服是脏兮兮的。“那时候他已年满十八周岁，不会再享有未成年人的特殊待遇。”
庭上李洁想坐得离王祎哲近点，但法警不让，她坐在中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被告席，想看清杀害她女儿凶手的每个表情，“伴随宣判，王祎哲表情慢慢变得失落，焦虑，手在发抖，眼神飘忽不定地看着周边的人，不再像之前那样昂首挺胸，手垂在两边有点不知所措。宣判后，他整个人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一直低着头。”
法庭上李洁曾问过王祎哲一个问题，“我问他最早什么时候发生的性关系，他回答说是14岁。”
记者了解到，检察机关曾请相关单位对王祎哲做社会调查评估，评估报告中写着，王祎哲从小与父母沟通较少，自中学便开始在学校住宿，多年在外生活，使得王祎哲的身心处于孤独的状态，父母陪伴的缺失是王祎哲在青春期出现各种问题的重要因素，王祎哲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女同学的关系，家庭监管的缺失，缺乏相应的社会交往能力，遇见问题不能采取妥善的方法处理和解决，从而导致了本案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