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善经济时代，有钱并不能代表一切，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必须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才能得到社会接受，也就是商业行为的社会价值决定了其经济价值。比如说企业造成了污染，生产的产品有毒有害，这样的行为无法实现其经济价值，这样的产品很快就会被下架，这样的企业有可能会很快遭到打击。
“过去大禹治水，治的是洪水滔天，现在要治的是财富横流。”王振耀说，人类现在面临的是极为发达的生产力和海量的财富，这时候需要善知识。
王振耀以此勉励学子们认真学习，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他说，我们的社会需要行动。这方面我们政府走在前面，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的制定表明，中国已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财富又产生了一大冲击，这时候财富的创造需要品味、质量，更需要共享理念，需要新的财富观。财富的结构转型，形态也在转型，需要向善。慈善的力量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赵红（右）代表国科大为王振耀（左）颁发公益导师荣誉证书。（韩琳 摄）
重新认识中国之善
王振耀强调，在善经济时代，以天下为公为重要特征的中华文明展现出新的活力，从大同理想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展现出新的活力。此时，慈善事业将具有更大的力量，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振耀认为，善经济阶段需要重新开发中国之善，要重新认识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从自身之善中汲取营养。
中国之善包括天下观和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具有很强的社会凝聚力。天下观具有巨大的社会包容性，追求社会和谐；天人合一的价值观追求与自然的和谐。
王振耀从阴阳八卦理论来说明中国文化的特点。他表示，中国文化对政府的认识是：政府乃必要之善；有功德和有能力者才能胜任，平民当官需要严格的科举考试，总之是要有必要的善，只有善者，大家才能拥戴。中国没有种族观，没有世世代代继承的观念，中国的平等观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平等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平等。
所以王振耀认为，中国的善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中华民族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这一基础之上，是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其次是兼济世人的财富观，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大慈善家是范蠡。
中国的善文化还包括博爱与和平的价值观，古老的家族传承。王振耀举出三个人物作为案例说明中国的善文化，他们是状元慈善家张謇、儿童教育的总理慈善家熊希龄、我国台湾的僧人慈善家证严上人。
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熊希龄创建香山慈幼院。香山慈幼院建立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免费教育培养的制度体系，创建了小家庭式的教育模式。1966年，证严上人创立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2008年1月14日经国务院准许成立“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成为全国第一家非营利组织所成立的全国性基金会。
讲座结束后，王振耀与师生合影。（韩琳 摄）
王振耀指出，中国的“大善”还包括从社会福利企业引发的社会创新、国家扶贫战略与社会扶贫，当然还有邻里互助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比如水滴筹、轻松筹，此次疫情中“一省包一市”对湖北的对口援助生动地体现了这一优良传统。
王振耀认为，中国慈善的历程和现代经验表明，慈善的社会价值在中国具有广泛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此时，中国之善和中国之需正在全面地交汇。将来，善经济在中国最有希望。
王振耀勉励学子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需要，要迎接百年大变局的挑战，要继承、创新，创造社会价值，引领人类文明的提升。
王振耀表示，希望同学们能用更广阔的胸怀来引领这样一个时代，创造这样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