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的学术文章不论篇幅多长，总让人不由得一口气读完，她的剖析论说如抽丝剥茧，新见迭出，更兼遣词精准、文采斐然。资料图片
闻一多先生首先是位诗人，诗人内核的学者研讨起《诗经》来，便体现出打破前人藩篱的勇气和胆略。资料图片
学术研讨与文学创造是两个跑道、两套翰墨，前者需求确凿的史料依据、谨慎的逻辑推理、精确的文字表达；后者则显着不同，小说戏曲再现日子，其实质是虚拟；诗篇体现日子，但求忠诚于心里；散文介乎再现与体现之间，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言语则形形色色，兴之所至，风味自成。
就人的大脑天分而言，往往各有侧重，有人逻辑思维优胜，长于透过现象看实质，条分缕析，提纲挈领，这样的人合适从事学术研讨；有人形象思维兴旺，想象力丰厚，调查力和感触力敏锐，这样的人合适从事文学创造。古往今来，也不乏二者兼备之人，比方曹丕，既能创造缠绵悱恻的《燕歌行》，又能写出《典论》这样思维深化的议论专集；比方皎然，既能创造清丽闲淡的山水诗，又能写出《诗式》这样见地精辟的诗学论著。今人鲁迅、闻一多、顾随、朱自清、林庚、郭沫若、钱钟书等亦都是创造与学术兼长之人。令人猎奇的是，文学创造之于学术研讨，是否有些好处呢？换句话说，文学创造是否有助于其学术研讨焕宣布一种共同的光荣呢？答案是必定的。
有创造经历打底，研讨也就更有胆略和才智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一节，曹雪芹借具有丰厚创造经历的林黛玉之口，提出了自己的诗篇理论：格律诗的种种墨守成规都是人定的，天然也能够打破它们，怎样能更好地表达心里就怎样写。
黛玉道：“……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真假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清楚’，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问。现在听你一说，本来这些风格规则竟是末事，只需词句别致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终究仍是末事，榜首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必润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试想，假若曹雪芹（林黛玉）自己不常提笔，不善写诗，断不能说出这样颇具立异认识的诗篇建议，而只会畏缩不前地寻章摘句，唯声韵平仄是务，形似熟行，实则“得了珷玞，失却荆璧”。
闻一多先生首先是位诗人，早年致力于新诗创造，出书诗集《红烛》《死水》，声名早著。诗人内核的学者研讨起《诗经》，便体现出打破前人藩篱的勇气和胆略：“汉人名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讲义；宋人稍好一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凶猛。无法前史——唯物史观和非唯物史观的，离诗仍是很远。分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仔细的把它当文艺看呢！”今诗与古诗、中诗与西诗，从根本上说，都是相通的，都是诗人感知世界、表达自我的方法。因而，深受西方标志主义诗派影响的闻一多天然地将标志、隐喻等方法应用于《诗经》研讨，以“切口”替代古人笺注中经常出现却又语焉不详的“兴”，对《诗经》中的一些标志性意象进行探幽析微。他的《诗经》研讨，可圈可点，硕果累累，着实得力于诗篇创造实践。
“创意”能够让学术研讨饶有兴趣、气韵生动
今世学者叶嘉莹先生研讨诗词，每从“感发”下手，颇多创获，天然也与她拿手诗词创造密切相关。
她的学术文章，不论篇幅多长，总让人不由得一口气读完，因为她的剖析论说如抽丝剥茧，新见迭出，更兼遣词精准、文采斐然。《文学遗产》前主编徐公持先生着重创意之于学术研讨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创意，学识做出来可能是干巴巴的，文章缺少精、气、神，缺少才思。”创意不会随便而来，而是来自渊博的阅览，深化的考虑，也来自对大千世界、人世烟火的体恤和品尝，而文学创造正是人们用心体恤和品尝实际日子的重要途径。有了创意，学术研讨就不会严寒僵硬、枯燥乏味，而是曲径通幽、引人入胜，不时充满了惊喜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