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我们学校会严格执行相关的政策要求，同时也会考虑有住宿生等实际情况，出来一个更加细化的学生手机管理办法。
教育不陷于应试，才能保持教育的魅力
澎湃新闻：《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去年已印发，您怎么看教育评价改革？
马景林：
我想说：第一，我支持出台这样一个文件。第二，教育评价是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三，当我们在强调摆脱考试指挥棒作用这种相对单一的教育评价时，我们要不要在其他领域，针对其他某些具体问题，又继续采取考试指挥棒这样一种方式？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澎湃新闻：您可以具体讲一下吗？
马景林：
“五育并举”提出很多年了，过去我们一直对德、智非常重视；现在大家的关注点相对集中在体、美、劳上。我觉得这个挺好、挺对。体育是基础，美育是滋养人的，劳动教育是塑造人的，这三方面对于人的全面发展都非常重要。
我认为，劳动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让孩子尊重、崇尚、热爱劳动，其次要让孩子在不同年龄段能去掌握一些相应的劳动的技能。
聪明的家长一定会通过让孩子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学校也应该提供相应的场景、机会，让孩子们能做一些动手的劳动。我们学校计划今年划出几块地，让初一、高一年级的孩子来种些蔬菜、庄稼，收获种植、浇灌、收获的体验。我们还打算把原来由保洁阿姨负责的清洁工作，在划分清洁区后重新分配给学生来做。我们也会让初三、高三的学生去做些阶段性的、能见效的的大宗劳动。
同时，要让学生真正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去。北京会组织初二的学生参加学农活动，让孩子们体验怎么炒菜、蒸食物，耙地、种树等。
澎湃新闻：前段时间有关“体育、美育纳入中高考”的讨论引也起了很大关注。
马景林：
我有一个观点：当任何一个学科或者一类教育，要像文化课那样去考试时，它就丧失了学科和教育本身的魅力，容易陷入到文化课学习的那种僵化当中去。
不过，像体育教育，如果既能有过程性的要求，又有相应的过程性评价，加上我们很重视，可能能变得更加有魅力；如果为了应对考试，又以形式主义或应试的面孔出现，那我们的教育就丧失魅力了。
教育“减负”需要一个过程
澎湃新闻：近来年，“减负”问题也备受关注，其中既包括给学生减负，也包括给家长、老师减负。减负问题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如何形成的？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是否能够促进学生、家长和老师“减负”？
马景林：
教育“减负”问题由来已久，已经好几十年了，只是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状态，大家对这个问题关注的程度也不一样。现在竞争压力加大，这个问题更加凸显了。
学习没有捷径，所以学习的负担是绝对存在的。怎么让这个负担相对合理？这要全社会，包括老师、家庭和孩子本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负担过了头，社会各方都觉得很辛苦，那就说明我们可能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
澎湃新闻：近几年，家长和老师“减负”的话题也很受关注。经常有些声音反映，老师让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增加了家长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很多老师也反映自己非常累。
马景林：
孩子减了负，就一定蕴含着老师的“减负”和家庭、家长的“减负”。
老师让家长批改作业或者检查作业的现象存不存在？我相信，会个别存在，但可能不是普遍现象。
作业分为硬性作业和弹性作业，比如让孩子背诵诗词或者做手工这样的弹性作业，老师让家长配合一下是有可能的。但要在作业本上完成的硬性作业，让家长来批改、检查，那可能是个别老师在认识上出了问题。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还有一种说法：老师让家长检查作业是因为老师繁杂事务多且带的学生人数多，负担太重，这反映出需要增加教师，扩大师生比。您怎么看这一说法？
马景林：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师生比当然越高越好。我认为，提高师生比可能会让老师的负担有所减轻，但这或许不是主要问题所在。教师的负担到底来自于何处？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方面学界也有一些研究，来自教学一线的挑战与负担并不是唯一的、占绝对比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