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机构禁止她们点单时输入门牌号码，只能写小区名称。外卖送到后，打电话让她们去拿，她们就让赖阿姨去取。
机构的保密工作抓得很严。“汪正勇等人经常来检查我们的手机，不许我们互相之间加微信或者留其他联系方式，如果有，他们会直接删除。也不许我们在社交平台上泄露任何秘密。如果我们不听话，他们就要扣钱。毕竟大部分钱还在他们手里。”
小唐有两个微信号。她将一些材料发到自己的另一个微信号里，一些证据才得以保留下来。
跟小唐住在一起的，有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女孩，1996年出生的。她自称“大哥”，于是大家都喊她“小哥哥”。
“小哥哥”在这家机构里蹲了很长时间，先后移植了好几次胚胎都没有受孕，导致她情绪有些不稳定。小唐是这9个人里面第一个成功受孕的，从此，大家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微妙起来。
“我曾经劝过她，既然没有怀孕，就放弃吧，出去做点别的事，一样能挣钱。”小唐在怀孕两个多月后，有一天她又劝说“小哥哥”离开。这一次“小哥哥”勃然大怒，叫小唐少管闲事，不要耽误她挣钱。“她说我是拿自己能受孕来刺激她。”
那一次，小唐跟“小哥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是肢体冲突。
打架事件发生后，机构一个叫钟丽丽的30多岁的女子来了，将小唐转移到宝山路，一个叫辛之苑的小区住下来。
窝点被查抄，机构迅速转移代孕女子
在辛之苑的窝点，总共住了7名女子，有两个已经受孕，跟小唐的月份差不多；有一个90后女孩，是本科毕业生，是来捐卵的。
“宿管”阿姨还是姓赖，跟前面密云花苑“宿管”阿姨是姐妹关系。
在这里，她们吃得稍微好一点。因为赖阿姨把菜买回来，这几个代孕女子自己做饭，口味比以前好多了。
每天大量的时间，小唐跟她的室友们基本上都是抱着手机。小唐在APP里阅读了十多本财会和投资类的书籍。“不是看手机，就是发呆。”小唐说，这就是她们的主要生活，很无聊。
小唐说这种“安稳”的日子很短暂。
2020年9月的一天早上，居委会以及派出所的人上门来将她们这个窝点查抄了。“当时我在卫生间里，出来后，就被警察喊过去做笔录。事后，赖阿姨被警察带走。”
其实，在这之前，她们已经听到“风声”，说最近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代孕比较紧，机构要求她们保持警惕，而且有三名代孕女子被提前转移了。
做完笔录后，警察和居委会的人离开了，留下她们4个人，很无助。后来，钟丽丽又来了，开着车，把她们4个人转移到一家宾馆，住了几天。嘉定那边的房子租好了，她们就转移去了嘉定。
在最后这一个住处，机构的人每隔两三天来一次，给她们买一些吃的，她们自己做饭。其他室友们先后离去，最后只剩下小唐一个人。其中有个小谭，年纪比较小，由于月经没来，一直没有去做胚胎移植。她家里条件也不错，是被人“忽悠”过来的。警察在辛之苑查抄之后，她终日惶惶不安。在小唐的劝说下，小谭放弃了，悄悄地离开了。
住了大约一个月，小唐的临产期越来越近了。在雇主和小唐的要求下，机构同意小唐搬回市区，在离建卡医院民营上海衡山虹妇幼医院不远处，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
在民营医院建卡，机构人员陪同做孕检
小唐的孕妇产检卡是用雇主耿女士的身份信息建的。
“有几次孕检，衡山虹妇幼医院的医生问我，你就是耿XX？我说是。医生又问，这个年龄跟你不对呀！你有47岁吗？这时候，在一旁陪着的机构的人就会出面协调。”小唐说。
根据协议，小唐是不允许私自跟雇主接触的。虽然此前小唐也跟雇主见过面，但都是在机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双方不可以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在一次孕检中，小唐看见雇主耿女士坐在衡山虹妇幼医院的大厅里，她就写了一张纸条，瞅准机会，塞到耿女士的手里。纸条上写着：“SOS，帮帮我！”还有电话号码。
耿女士加了小唐的微信，两个人就时常聊聊天。耿女士告诉小唐，她年轻时流过两次产，后来由于工作等原因，没有再怀孕。
此后，耿女士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小唐送一些营养品。特别时小唐住在嘉定的那段时间，由于机构的人不经常去，耿女士照顾小唐的机会就多一些。耿女士在跟小唐聊天的时候，安慰小唐，说她现在代孕是积德行善，好人一定有好报。等生完孩子，养好身体，再去找一份工作，好好挣钱，以后找个好人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