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华商报记者联系到“敲诈多名公职人员女辅警”案件被告人许某的舅舅。他介绍，目前家属最大的阻力是：法院指定当地两名援助律师，家属委托的律师就不能介入，这样以来上诉还有什么意义？因为第一次法院审判时，也是法院指定的援助律师，才造成案件疑惑重重。
家属称深夜被迫发声 只是为表达不公诉求
家属称，存在最大的争议就是，量刑13年过重， 罚款500万太多，三百多万的敲诈勒索金额存在疑问，是否另有隐情？许某的家属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普通的女辅警，许某当时是否遭到逼迫或胁迫？不可能每次都是敲诈勒索吧？两者发生关系后，是赠与、给予的封口费还是其他费用？事情发生后，量刑如此重，罚款如此多，是否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隐情？这些都没有明确告诉家属。至今家属也没有见到许某本人。
3月18日早，许某的家属告诉华商报记者称，他们之所以深夜被迫发出声音，只是为表达不公诉求，因为法院指定了援助律师，家属委托的律师就无法接入，所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通过网络上发声。
随后许某的家属将他们在网上的诉求传给记者——3月17日深夜，许某的家属通过网络发声称：我是“敲诈多名公职人员女辅警”案件被告人许某的舅舅。这几天，我外甥女的案件引发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因为许某父母文化水平不高，委托我在网上向大家表达一下作为家属的心情和诉求。
目前我外甥女已经上诉。从网上流传的判决书来看，还是存在很多疑点，所以我们家属特委托了上海的邓学平、杜家迁两位律师，为我外甥女二审进行辩护。
3月15日，我们办完全权委托手续后，杜家迁律师到了看守所，希望会见我外甥女。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连云港市中院已经指派了两名法律援助律师（之前未跟我们家属做任何沟通），导致我们委托的律师无法达成会见。
3月16日，两位律师告诉我们家属，法院说已经委托了两名法律援助律师，没有辩护名额了，并且说这是我外甥女本人的意愿。
在此我们家属想跟大家分析一下一个简单的逻辑：一审我们家属花钱委托了律师，并且一审审判结果我外甥女表示了不服，提出了上诉，怎么到了二审，就不让我们家属委托律师了，反而心甘情愿接受法院指派的援助律师呢？
作为家属，我们不愿意让许某就这样接受法律援助律师，希望能够让我们家属委派的律师介入，对她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让这个案件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审理。
许某的家属至今未见到当事人 “是否另有隐情至今不得而知”
许某的家属告诉记者，“另外，关于这个案件中我外甥女到底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我们家属至今为止，是不能认可一审的判决结果的。我外甥女一审被认定的犯罪事实当中，时间最早的是2014年，那时候她还不到20岁，和那些公职人员，在年龄、阅历、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都不平等，他们是否对我外甥女存在胁迫、威胁等隐情？至今不得而知。这一点，希望能够在二审中得以查明。”
许某的爸妈至今都认为，是这些公职人员欺负了他们女儿，是他们把她拖下了水。她只是一名辅警，在做辅警之前也只是在医院上班，这些“被害人”都是领导，有的还是她的顶头上司，很有可能是上司利用职权利诱、胁迫她发生关系。之后给的钱，也只是封口费、分手费、补偿费。判决书来看，从头到尾，我外甥女也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手段，来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怎么能就能这么定罪呢？
许某的舅舅说，“正如她爸爸前两天说的，犯错误的是这些公职人员，不能把屎盆子扣她一个人头上。许某没有从这些人口袋里掏钱、抢钱，就这样判了13年，还要罚500万元，这个结果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至今家属未见到许某本人，希望二审法院能够还原事实真相，给许某、给我们家属一个公正的判决，让我们心服口服。”
华商报记者 魏光敬 编辑 董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