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春节，我是在藏区丹巴度过的。大年三十，有关武汉发生疫情的消息就在网络上“疯传”。我们一家在节后回到成都，大街上空无一人。那时的中国家庭都和我们家庭一样，分隔在各自的住宅里，严防死守，闭门不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很快成为整个世界的热点，防犯新冠病毒也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呼之欲出的《故宫六百年》单行本突然间变得遥不可及，想起元旦前后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应红总编辑，还有张炜、赵丽宏、高洪雷等作家一起吃饭时，对于《故宫六百年》一书的规划与畅想，竟然恍如隔世。
一切都似乎停顿了，时间突然“多”了出来，我滞留在成都无法回京，就和远在厦门过节的责任编辑薛子俊商定，利用这段时间完善书稿。以往出版《故宫的古物之美》这些书，我和子俊、美编崔欣晔一起去人文社后楼排校部调整内文的图文设计。疫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各自在家，通过邮件、快递来修改调整内文的版式。从大年初一开始，整个正月里，我都在看子俊通过电子邮箱发来的《故宫六百年》校样，把我的意见列成清单，发给子俊，子俊确认后，再发到社里，社里改好后，再发回来，如此循环不已。那段时间，我和子俊之间不知彼此发送过多少邮件。《故宫六百年》的出版，就这样在来来回回的网络传递中默然运行，每一次发送，都使书稿更加完美，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我们都在等待疫情终结的一天，但等待，并不是守株待兔。
从丹巴到成都，我对书稿的文字不断进行增订，我好像在足球比赛中进入了超长补时阶段，在最后的时段里依然存在着进球的机会。我十分珍惜对校样进行修改、增订的这段日子，最终出版的单行本，比在《当代》杂志上发表的文本增加了近十万字，这使《故宫六百年》终于以一种我比较满意的样貌出版；子俊则与故宫博物院的摄影师任超、张林等联系，反复挑选更好的图片，补进校样中。
3月31日，我回到北京。4月13日，我还在居家隔离，子俊就发来好消息：《故宫六百年》明天下厂，我的心里立刻涌起无限期待。刚好严力强先生给我发微信，我忍不住告诉他，“五一”前后《故宫六百年》就出版了，出版后把书给他寄上。他回：“祝兄保重，这个年景里，大概除了在故宫里写书，再无令人艳羡的事情了。”
所幸，没过多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故宫六百年》的出版，没有耽搁太长的时间——至少，没有推迟到故宫的六百零一年。4月24日，《故宫六百年》手装样书送到出版社。以前每次拿到印厂送来手装样书，我都想第一时间看见，就和子俊约定在地铁平安里站交接，因为那里是我家和出版社的中间点，这已成为我和子俊之间的默契。只有这一次，只能通过快递，子俊深知我的心情，所以选用了闪送。拿到书的一刻，我一口气翻了好几遍，然后用微信给子俊回了四个字：爱不释手。
三
早在2019年4月，文轩books九方购物中心店为我举办了一个作品展，名叫“纸上的故宫”，陈列的图书，除了我写的所有关于故宫的书籍，还有故宫博物院出版的书籍、图册和文创，为此，他们对店堂做了精心的空间设计。恕我孤陋，如此为一个写作者的作品做空间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至今记得，那一年“世界读书日”前后，在文轩books九方店的中央大台阶播放纪录片、与读者见面时的热络场面，所以当他们提出《故宫六百年》的首发式一定要在文轩books举行，我就一口答应下来。文轩books在招商花园有一家漂亮而巨大的新店，刚好要在2020年5月投入运营，那也是《故宫六百年》问世的日子，他们于是把《故宫六百年》的首发设定在那里，策划了一整套的活动。
但疫情改变了一切，全国几乎所有实体书店都被迫关门。《故宫六百年》的发行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5月25日晚，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快手合作，为我举办了一次《故宫六百年》云首发。这本书的首发式，就这样从实体店转移到了手机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