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当代的影像记忆，和传统影像记忆，有本质的不同。意味着，今天人的观看方式，因为传播方式的本质变化，也跟以往历代完全不同。互联网时代之前，人们普遍留下的唯一影像，可能就是照片。不像现在，拍摄影像随时随地可以发送、上传和保存。
大概可以把2000年之前，称作前互联网时代。以此为分界，就会发现，人们对待和整理记忆的方式和频率都不一样了。前互联网时代，人们对待记忆，某种意义上仍带有对历史的诉求。家庭历史、个人历史，里面有潜在的历史观——要建立一种联系性。这是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我的孩子，我把老照片拿给儿子看，这是我们家庭的历史，某年某月如何，会引发家庭亲情意义上的共情。
但2000年后，人的记忆方式经历着越来越大的改变，记忆本身的历史效应逐渐弱化。越来越被重视的，是当下的记忆。因为记录方式的丰富，和随时可以记得的状态，导致大家长线记忆非常少，能记住的都是眼前的东西。好像随时在记，其实随时在忘。你会发现，今天的人在回忆过去时，跟老一代比起来，能力差多了。今天人的脑海，每天通过手机终端，被海量信息不断洗刷。不管愿不愿意，你的记忆都在被不断清理。要腾出空间，接纳新的新闻。有时你主动被刷屏，但实际是屏在刷你的脑子、刷你的记忆。留给个人记忆的东西，变得非常少。
这就导致，今天人的存在感，远不如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人清晰。那个时候，人的存在感，依托于紧密的家庭关系而来。不管家庭对个人来讲，意味着限制还是束缚，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团体性或平台性，总归意味着相对紧迫的联系，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伦理观，还有一代一代人之间的所谓传承和道德约束。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这种理念被迅速消解。进入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加速发展。在互联网基础上，手机终端变成非常普及的工具。手机跟人分开的几率非常低。从没有过一个工具，跟人体有这样深的联系。
同时，手机也把人变成自己的工具。手机作为工具，当它被超强度应用的时候，反过来会把主体变成手机的附属。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基本背景。
2019年春，抚顺一处大型商业综合体，以“网红打卡地”为广告语。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交流的日常化和过度频繁，导致人对记忆需求的弱化。慢慢地，中长期的记忆就逐渐被短时间记忆淹没。
这时我们发现，当代人的存在感在减弱。存在感就是，我是谁，在怎样的他者视野下存在。那么，谁在关注我，我因什么而存在，我为谁而存在？这些就变成一个问题：我何以称其为我？
这时大家发现，对网络、手机依赖的加强，意味着，通过这个工具，才能获取来自他者、来自外界的信息，确认自我的存在。我是存在的，而不是不存在的。但事实上，来自虚拟的验证，又是不可靠的。对每个人来讲，通过虚拟空间验证自我存在，越频繁就越显得不可靠。这种不可靠的性质，会延展到日常生活中，大家极度缺乏安全感。对人的认知、世界的认知、对所有信息的认知，都带有一种不确定性。
这反衬出的是，记忆消失的后果极其深刻。大家说，我有记忆，怎么会记忆消失？其实是，你记忆关联性的消失，跟你有共同记忆的人越来越少。
随着独生子女这一代成长，还会有很多亲属关系消失。叔叔、阿姨、舅舅这些称谓，慢慢都会消失。等到00后这代人长到30岁，“亲戚”可能都不会被使用了。这是从没有过的——人的记忆，仅限于个人记忆，而不是一个延续的家庭的记忆，包含着家庭历史的记忆。
2019年春，抚顺老火车站附近，桥洞的涂鸦。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回到王昀这个拍摄项目。我是最早看到第一批照片的，是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她拍的是我的家乡，是我长大的城市。我看的时候，感觉是蛮陌生的。这种陌生感，我自己分析，有几种原因。
一种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我不会去拍，或者说我不会太注意，但被王昀拍下来了，就是说，它进入我的视野时，我有一种突兀感，知道这是真的，但又觉得很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