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他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到1976年的十年时间里，他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叙述他刚到美国时候的情况，他的求学到他怎么抓住卡拉比猜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反复。
他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一是因为他有非常远大的志向，准备在数学上有非常大的造诣。而是因为他坚持不懈。他自己过去常常口头上说“屡败屡战”，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丘先生目标中的这种重大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一下子成功，必定要经过很多的挫折和困难。王国维先生说的那三种境界在丘先生的书里头写得非常清楚。
197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丘先生在赫尔辛基做了一小时演讲，很受大家的欢迎。才隔了一年，到1979年，我在美国做访问的时候，比如说在普林斯顿，他们就认为丘先生是下一届菲尔兹奖的获奖人，把丘先生称为super star。丘先生刚才提到我们现在正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可以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经济有了很好的发展。但是现在我们又面临着更高的目标，对科技、对人才有更强的要求。我相信丘先生这本书出来以后，对广大青年是很好的鼓励。
杨澜：丘教授很多治学方法对各行各业有很大的启发
站在这是比较忐忑的，因为我既不懂数学，也可能跟这个圈子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刚才陈东升讲了三个故事，我也爆三个料。
我做人物专访的20多年当中，曾有幸采访过丘教授两次，一次是在1999年，另一次是在2019年，时隔20年。这两次采访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对同事说丘教授真是耿直不韪，不太会绕圈子。他讲的话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真实，发自肺腑。
1999年我采访丘成桐教授的时候，曾问他现在中国数学研究的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丘教授说：“这么说吧，20年后，他们能够明白我现在在做什么。”我说真敢讲，不知道这句话会得罪多少人吗，我不知道杨乐院士那时候有没有被得罪，不过真正的科学家是虚怀若谷，是容得下批评意见的。但当时对一个年轻的媒体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丘教授真敢讲话。所以20年之后，我一定要再来会会他。
第二次采访是在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他一点没有改变耿直不韪的性格，按理说他在数学中心，但不拿一分钱的工资，后来知道他在东南大学也不拿工资。很多人都可以讲一些很风光的话，但是丘教授还是不改他的坦率和真实的性格。他说不拿钱讲话比较自由，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所以我在丘教授身上看到一位数学家的真善美。首先是真，这个真也体现在他的科学精神，他对于科学和真理的追求中。在书中有一个例子，我跟他的采访中他也曾经提到，他一开始想证明卡比拉猜想是错的，用了大概三年的时间，觉得已经找到了一些根据，证明其中有几个证明是有瑕疵的，而且他还当着卡拉比的面跟很多人做了一次演讲和论述，现场包括卡拉比本人都没有提出重要的反驳意见。但是他后来再继续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对，这个时候他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情面，他勇敢承认错了，这三年的研究工作是错误的。这时候他反过来证明卡拉比猜想是正确的。我想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精神，他不仅对待真理，对待社会的现象，对于自己也是非常客观和真实的。这样的人格和风范可以突破学术的界限，可以打动每一个人，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特别需要的。
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对数学没有基础，无法对成就方面进行评价，但在思维方式这方面，丘教授很多治学方法对各行各业也有很大的启发。比如他提到，在科学界，从几何、代数到物理，很多科学家受到彼此研究的启发，在各自领域实现一些突破。比如拿我说，我是做传媒的，丘先生对我也很有启发。我在2016年的时候制作了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我刚开始要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你不是个文科生吗，而且说女性对科学应该不感兴趣的。但是我说人工智能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为什么不能去试一试。
后来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全球5个国家30多个实验室采访了200多位这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当然很多东西我也是一边学一边懂，也是囫囵吞枣、蜻蜓点水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有很多启发。比如有一位人工智能界的大咖吴恩达就说，“我发现杨澜你很有意思，你并不懂数学，也不懂人工智能，但是你问的问题很到位的，所以我想研究一个算法，能够把主持人的采访用机器模拟出来。”我说，“拜托，等我退休了你再研究这个问题，不要抢我的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