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是冲着这里低廉的房租来的。2009年刚搬来时月租150元，如今300元。这是东王佐村的一座大杂院里最角落、最便宜、面积最小的一间。中国儿基会的工作人员前来探望时，他只好带他们坐在院子里聊天。
多年来，那间出租屋几乎没什么人造访。同院儿的邻居与他并不熟悉，同住一年多，没讲过一句话。他始终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独自忍疼吃药，看书。
他原本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和房子。但在山西老家，属于他的土坯房在母亲去世之前被卖掉了。他留几千块钱给母亲按老家的习俗办了个葬礼，剩下的钱又捐了。
这个异乡的出租屋里，阳光被围墙遮挡住了，终日照不进来，屋里弥漫着潮味。他的一日三餐从简，蒸俩6角一个的白馒头，再把盐、醋、香油倒在切好的洋葱丝与黄瓜片上凉拌做菜，最后用蒸馒头时煮沸的水冲一碗蛋花汤。几乎顿顿如此，有时黄瓜换成青椒，面条替代馒头。
他几乎没什么开销，省下的钱，他也不存，一笔一笔汇给中国儿基会。
已经无法算清，过去的17年里他汇出多少钱。因为贴在那些笔记本上的汇款单并非全部。刘易告诉记者，他是从2004年开始捐款的，起初，他并没想过要把汇款单保留下来，扔的扔，撕的撕，后来经人提醒才留下，但偶尔还是会丢失一些。
在早期的一些汇款单上，他甚至并未使用真名。他的有些汇款收据上，姓名一栏写着“艾新”，后来还出现过“冯贤”，那是“爱心”与“奉献”的谐音。中国儿基会的过往账目里，以“冯贤”名字的捐款，从2005年10月至2009年7月，共计19050元。
从出租屋里那沓可供查询的汇款单来看，刘易的汇款从2004年11月10日开始，数额从50元到100元、200元、400元、1000元不等。17年来，汇款单上的捐款总数已经超过12万元。
刘易告诉记者，捐款的念头起于他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儿那双大眼睛给他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一边回忆，一边用双手在眼前比了两个圈。
他不知道那张照片的名字叫《大眼睛》，后来成了希望工程的经典照片。他想的只是希望“力所能及地帮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
他总把“我没什么文化”挂在嘴边。他35岁去新疆之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家中排行老五，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年迈，他就辍学回家帮父亲务农挣工分换口粮。他后来想，如果继续上学，日子一定比现在过得要好，他那时的同学有人日后考上大学，后来去了某省省委工作。
他是非典过后从新疆来北京打工的，他喜欢看新闻，当他2004年在另一篇报道里看到，时任中国儿基会秘书长的程淑琴慰问地方学校，一条漫长的捐款之路开始了。
2004年，他开始以“地址汇款”的方式，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款。那些汇款单上，从未出现过收款账户，只有收款人姓名“程淑琴”和收款人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5号”。
王海静告诉记者，刘易汇来的捐款属于“非定向捐赠”，“主要用于儿童教育和困境儿童帮扶”。
偶尔，他的汇款单上也会出现其他收款人的名字。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他向“湖北武汉市防控防疫指挥部”汇去200元，赠言写着：抗击疫情。这笔钱后来被退回，他又汇往湖北省慈善总会。
多年以来，记录着汇款位置的邮戳出现过“北京西站”“锦绣大地”“木樨园”等，汇款单上汇款地址也时常变动，有时是莲花池东路118号，有时是四季青镇田村1号，还出现过毛家湾胡同15号、旧宫镇关帝庙路1号、大红门久敬庄，后来，最频繁出现的是东王佐村。
每一次汇款地址的变动，都意味着刘易在新的地方租下房子。在北京颠沛流离的18年，他在超市门口发过传单，在北京西站做过保洁，出没北京的各个火车站给乘客拉过包，到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蹬三轮送过牛仔裤，在新发地卸过从寿光拉来的蔬菜。最累的一天卸了5万斤冬瓜，挣150元。
10多年来，这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北漂，慢慢要被时代和时间淘汰了。快递公司多了后，拉包的活儿越来越难做；年纪渐大，送货卸菜干起来也变得吃力；疫情以来，路边摆摊理发的生意也受到影响。
但那些捐给贫困儿童的钱，就是他这么一点儿一点儿挣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