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少向外声张此事，除非遇到麻烦。比如向前来撵他的城管或保安出示他的汇款单，希望博得同情，但通常并没有用。一位同院的邻居还是去年无意间听说他捐款的事。这个邻居有些想不通：“你没钱，你就先把自己过好再说吧。”也有人劝过刘易，“你别捐了，你给你自己留着吧。”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今年3月，他暂时停止了给中国儿基会的捐款，因为看到一篇关于白血病家庭的报道，他决定先给报道中的4个白血病儿童每人捐200元。刘易说，“他们急着用钱。”
当一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知道他的捐款是每天外出理发攒来的时，拒绝接收。刘易知道对于一个动辄花费百万元的白血病家庭而言，200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自己“能力有限”，但他执意要捐。
他几乎一天不落地出门挣钱。长期以来，他都不曾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理发店，也没有固定的理发摊点，总在早市、工地、小区、公交车站、立交桥头等地四处腾挪。
他纯粹地信奉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遇着什么事总想着“尽一点儿心意”。在北京18年来他除了毛主席纪念堂，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参观。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本已准备好前往，但发现地震破坏了交通，火车无法抵达，遂放弃。2013年4月，他从收音机上得知雅安地震，随即买票去了震中芦山，在灾区当志愿者帮忙卸矿泉水和救灾帐篷。
2020年7月14日夜里，他来到位于江西九江的江新洲渡口。那时，中国南方深陷一场仅次于1998年的洪灾，长江中的小岛江新洲被洪水围困。
刘易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看到新闻上说这里抗洪缺人，便从北京西站坐了15个多小时的硬座，赶赴九江。一路打听寻找到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后，被告知目前已经不缺乏人手。当天晚上，他又悄悄回了北京。从北京到九江的单程车票163.5元，房东后来才知道，那些路费是他借的。
其实他的理发生意并不稳定，时常被保安和城管撵得到处挪摊子，有时还会被抢夺理发工具。
在北京的10多年来，他献过24次血，每次都是400毫升。“我原来身体好，但是现在不行了。”刘易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献血了。如今理发站久了，他就得坐下歇一会儿，止疼片和治他腰病的药随身携带。
他被医生诊断为“腰椎骨关节病，脊柱骨质疏松伴病理性骨折”。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从事体力劳动者腰椎的退行性病变。以前下雨他也出摊，但现在一下雨他就腰疼得出不了门，只好待在出租屋里养病，看书，吃止痛片。
10多年来，他看着出租屋外的院子里那棵李子树一点点长大，从小树苗长到树干与他大腿一般粗细。春天来时，李子花开，清香四溢。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正一点点儿衰老、退化，饭量减少，器官正在萎缩。
以前，干重体力活儿，他常能吃1斤猪头肉、10个馒头，但如今只能吃两个馒头。大概是咸菜吃久了，胃也今不如昔，出门时常抓一把花生米带上，没事嚼嚼，“养胃”。
眼睛在变花，听力在衰退，力气更是大不如前。年轻时送公粮，一袋粮食自己也能撩到肩上，但现在抱一捆一二十斤的传单也觉得沉。他也有些健忘，有时出门理发，走到公交车站才发现，有工具被落在家里。
腰犯病后，他变得比以往更在乎时间，着急外出挣钱。天黑了，他就从手提袋里掏出头灯，像20年前在新疆下煤矿一样，把灯箍在脑袋上，埋头继续干活儿。
“他的年龄在不断地增加，他年长之后，谋生的能力降低了。如果再接受这样的捐款，我们于心不安。”王海静说，“建议还是量力而行。”
然而中国儿基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刘易并未听劝，2021年他们再次收到他的11800元汇款。其中1万元是刘易治疗腰病后剩下的，1800元是过去一年他理发挣来的。
4月7日，儿基会的工作人员第二次到出租屋里探望他，把钱又退了回去，再次建议他暂停捐款。但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一张崭新的、汇往建国门内大街15号的200元汇款收据又出现在这间出租屋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苑菁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