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自己六平方米
攒够200元也不是一件易事，作为一名在街头流动的理发师，刘易理一次发10元，这意味着他至少要给20个人理发。有时，他还会遇到故意不给钱或者少给钱的人。如果一天有10人光顾他的生意，已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有时候他只能等来一两位顾客，甚至一整天不开张。3月，北京刮沙尘暴的那天，他也照常外出，坐公交车去建筑工地，一天只有一个顾客。
但刘易还是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每天外出挣来的钱，要扣留基本的生活开支，包括房租、水电费、生活费，余下的一旦凑够200元，他就去邮政储蓄银行汇到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儿基会”)，分文不留。
4月15日下午，刘易在六里桥理发，沙尘暴来了。
汇款的收据，被一张挨一张贴在笔记本上，笔记本装进一个蓝色的文件袋里，陪着刘易辗转过北京的多个出租屋。如今，文件袋放在紧挨着北京西六环的王佐镇东王佐村，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里。
北漂18年后，这个6平方米的屋子装下了刘易的一切。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柜子放进这里，就会占掉差不多一半的空间。床里边堆着各种杂物，挤得他晚上睡觉翻身都难。除此之外，这里再没什么陈设——没有暖气，更不用说空调。电磁炉或煤气灶也费钱，一个电热锅是屋里唯一的炊具。
3月25日入夜后，刘易戴上头灯在路边理发。
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刘易最珍重的就是那个被塞得鼓鼓囊囊的蓝色文件袋。他把它放在床上当做枕头，在夜里一同睡去。文件袋里贴着汇款收据的笔记本已经有4个。贴完这些，他用了17年。
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的邮政储蓄银行柜台员工见他隔三差五就来汇款。一张张5元10元的纸币凑成200元。多年来，他一直使用“地址汇款”，因为汇款方式陈旧罕有人用，柜台员工记住了他。除此之外，关于他，人们知道的并不多。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儿基会也不清楚那些汇款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如何将一笔笔汇款凑齐的。直到2020年11月，中国儿基会突然接到刘易的求助电话。
北漂那么多年，那是刘易第一次生重病，腰疼得直不起来，睡不着觉，“蹲厕所都蹲不下去”。病发前一天，他刚给中国儿基会汇过款，汇完款身上只有50余元。他没办法外出理发，医药费、生活费和到期的房租也无着落。他不喜欢麻烦别人，那是他第一次感到无计可施。
中国儿基会副秘书长王海静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收到求助后，基金会核实了刘易的捐款情况。在中国儿基会的捐赠记录里，刘易的名字2009年7月开始出现，之后他几乎每月都捐，从不间断，这个名字下的捐款达到98020元。
2020年，刘易给中国儿基会捐了8600元。与这一年中国儿基会收到的共计4.21亿元的捐赠物款相比，他的捐款只是总数的4.9万分之一。但在王海静看来，刘易是中国儿基会数不清的捐款人里的一个特例。
“微不足道。”刘易总是这样讲。他出生在山西运城的一个村庄，后来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来到新疆，把户口也迁至吐鲁番市七泉湖镇。他有一个当教师的女儿，跟着早已离婚的妻子在新疆生活，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在老家，父母已经过世，如今他无依无靠，孤身一人。
每天早饭一过，58岁的他就出门理发，带上馒头和咸菜。晚上回到家，他就去超市买降价菜。每天外出挣来的钱，留下生活所需，凑够200元就汇出去。他已很多年未生过病，因此他甚至没想着给自己留点医药费。
王海静告诉记者，基金会就刘易捐款事宜专门开会商量过，决定暂时不再接收他的汇款，并嘱工作人员到刘易住处当面沟通此事。与此同时，他们决定在全基金会范围内进行爱心募捐，半天时间捐了6900元。筹完款的那天下午，钱就被送到了刘易的出租屋里，包括他2020年捐的8600元，一共15500元。
那间出租屋离北京市中心很远，公交车要跑30分钟才到距此最近的地铁站——14号线的最西端张郭庄站，那里距离天安门有30余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