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也不敢打，防也防不住”“眼看着庄稼被糟蹋”“很多人都不敢种地了”……据媒体报道，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大，野猪等野生动物数量明显增加，严重危害农作物生长，给农民带来较大损失。广东、湖南、安徽、陕西等地山区都出现类似现象。
一边是野生动物，一边是农民的辛苦劳作和生计问题，当二者发生冲突，该如何兼顾，使得社会效益最大化？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一个矛盾的现实：野生动物有伤害农作物的“自由”，农民却没有有效制止它们的能力和便利。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圈养式保护，如大熊猫；一种是散养式保护，如野猪。前者需要较高的成本，往往由国家承担；后者的成本交给了大自然。但野猪不会按规则行事，这一成本无形中转嫁给了农民，表现就是损失农作物这一财产。
在没有将野猪列入保护名录时，农民遇到野猪糟蹋庄稼，可以捕猎。但现在有了保护政策，农民通常只能忍受它们对庄稼的破坏。这对于收入本就不高的农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所以，当野生动物保护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双方之间的事，应该引入第三方的协调机制。这个第三方，便是对保护野生动物和农民利益均负有责任的政府部门。
说直白一点，当利益冲突发生时，国家补偿应该及时跟上。
其实，我国对此是有明确的制度保障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显然，《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制定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现实情况，给出了补偿的对策，明确了政府的职责。但问题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各个地方的“具体办法”，有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农民有没有真正拿到该有的补偿？
2020年10月，四川广元市林业局在答复人大代表的建议时，提到“在《补偿办法》未发布的情况下，我局一直致力于探索野生动物致害的防范和补偿机制。” 11月，陕西宝鸡市政协还在呼吁，对野生动物损毁农作物应建立补偿机制。这说明，在一些地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不仅没有兑现，甚至地方性的实施细则都还没有出台。
从国家层面的法律规定，到地方性的制度细化，从建议、呼吁，到讨论制定补偿政策，再到最末端的补偿，固然需要时间，但在一些受灾严重的地区，在野猪等野生动物数量快速增加、对农作物糟蹋不断加剧的语境下，受损的农民等不及了，政府部门相关工作要加快推进的步伐。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补偿原则，各地区要尽快因地制宜地制定出详细的、具体的、损偿相当的补偿机制，并迅速落地。退一步说，一些临时的补偿办法，不妨先行动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要认识到，农民为野生动物保护付出的成本，由地方政府补上，本就是民生的应有之义。地方政府部门责无旁贷，应该尽最大努力“支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