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个企业想把总部从一个省迁到另一个省就非常困难。资金流动也有障碍，每个地方的人民银行和银监局都希望本地的银行主要为本地企业提供贷款，因为业绩考核主要取决于本地信贷的增长。
这些障碍都限制了我国统一市场的培育。我们当时就判断，中央一定会出台政策，打破要素流动的障碍。如今，相关的政策已经有不少落地了。
目前，要素流动的壁垒在省一级最严重。因为考核地方政府，主要是看经济增长，所以地方政府都愿意把资源留在本省，所以未来要发展跨省域的区域合作，最重要的就是改变地方官员的行政考核体系。以长三角为例，未来在对江苏、 浙江、上海的政府官员考核时，可以考虑增加一项关于融合发展的指标。
中国新闻周刊：五大增长极发展，内部应该注意些什么？
张明：均衡发展。在这方面，长三角做的最好。京津冀内部的差异就比较明显，河北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北京和天津都有很强的虹吸效应，河北承担了很多额外的代价。比如，北京治理空气，光治理北京的企业没有用，关键是要关停河北的重污染企业。但这对于河北而言是不经济的，河北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需要发展重化工业。既想要北京有蓝天白云，又想让河北发展起来，就需要跨省的转移支付机制。
其实，北京、天津可以带动河北的发展，雄安的建立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抓手。因为雄安就在河北的腹地，离保定很近，离石家庄也不远，有望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另一个抓手是冬奥会，张家口、承德都是河北以前比较穷的地方，但自然环境不错，如果冬奥会可以带动旅游经济，那河北就能因此获得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那五大增长极相互之间应该注意什么？
张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天然存在发展梯度。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认知，一种是各地平均用力，都大量投入，各地都筛选出主导产业，但那样行政性较强，而且很多地方可能不具备比较优势；另一种是允许要素流动，让东部地区进一步发展起来，通过一个合理机制的建构，让东部带动中西部的发展。
《五大增长极》倡导的是后一种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我们在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雁阵模式”，未来国内产业配置将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为雁头，以中三角、西三角为雁身，其他地区为燕尾，形成一个梯度发展的模式。
东部很多产业不用向国外转移，可以比较便捷地向中西部转移。为什么很多产业以前不向中西部转移？因为过去要素在国内转移成本太高，还不如到国外去。
中等城市将迎来发展契机
中国新闻周刊：城市群的发展会不会使得大城市越来越大？
张明：在每个城市群内部，未必会出现“大城市进一步扩大，再虹吸周边区域”的情况，融合发展可能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在未来城市群内部，中等城市发展可能会加快。
我国已经在避免发展超大城市，控制城市总体的人口规模，市区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往外扩散，因此围绕特大城市周围的卫星城将迎来了发展契机。而高铁时代的城际交通变得越来越便捷，成本不断下降，也助推了这个潮流。
这些崛起的中小城市会有不同的产业布局，有些城市以旅游为主，有些城市是大学城，以科创为主。让市场配置资源，产业就会去到最理想的目的地。例如深圳房价太贵，深圳的研发资源就会向东莞转移。
中国新闻周刊：五大增长极之外的其他地区怎么办？
张明：未来10到15年，如果五大增长极发展起来，有可能这五个区域跟其他区域的差距会拉大。这五个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如果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画一条线，这些区域全在线的东南。
人们谈论的“差距”，往往是根据GDP总量。如果将来考核地方政府业绩时，使用常住人口人均GDP可能会更科学。如果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中西部人口会流向东南部，压低东南部地区的人均GDP。更不用说，这些人在东部地区赚钱后，很多还会把钱寄回中西部老家，中西部常住人口人均GDP就会上升。
中西部地区许多地方不适合发展密集的大工业，更适合发展特色产业。这些地方人少了之后，可以扩大规模，发展特色产业，推进绿色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