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补贴金创举的背后，是攀枝花的人口危机。
“这是攀枝花出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政策，可能也说明近些年攀枝花人才流失确实很严重。”王立说。
一直以来，攀枝花都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地级市，想通过一群四川人找到一个攀枝花人并不容易。
2020年，攀枝花常住人口121.22万人，仅占全省人口的1.45%。
攀枝花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攀枝花的常住人口减少了1918人。
这样看来，攀枝花过去十年来的人口流失不算严重。然而，根据政府披露的数据，攀枝花在2018年年末的常住人口为123.6万人，比七普数据多出2.38万人。
攀枝花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与2010年相比，攀枝花的常住人口减少了1918人
对一个人口规模维持在一百万左右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王学义在肯定育儿补贴金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这一政策具有局限性。
其一，在实践中无法保障家庭领用的补贴金真正用于育儿；
其二，它很难激励城市里的中产家庭进行生育。
“绝大部分的中间人群（不生孩子），是迫于城市生活中工作、孩子养育的压力”，王学义说。他认为，配套政策更应以构建家庭福利为核心，将地方财政用于减免个税、租房补贴、购房补贴、增加女性就业发展机会等方面。
攀枝花从淘汰落后产能到吸引人才的政策变化，实际上反映出存量人口资源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如何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统筹考虑。
西方国家的例子表明，在现代化社会中，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改变，完善的生育配套措施并不能彻底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王学义认为，改善人口结构、增加社会效益，不仅局限于生育政策的调整，还应当推进科技创新、政策创新与制度创新，让人口数量红利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
而至于生育补贴金能产生的实际效果，还需通过时间来检验。
（文中王立、屿山为化名）
编辑 | 何子维
排版 | 张茜雯
攀枝花是与大同、鞍山、包头一同被写入地理课本的资源型城市，它的建立与发展都依托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几乎所有资源型城市都要面临资源开采中后期的转型问题，2017年，攀枝花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步伐，当年的改革方案提到，坚决关停淘汰落后产能，严厉打击“地条钢”，目标关闭退出7处煤矿、化解煤炭产能87万吨左右。
王立记得，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一批民营企业撤离攀枝花，带走了一部分人口。
人口流失导致城市活力衰减，普通人的感受更为直观。
屿山，95后，从小住在攀枝花老城区的瓜子坪街道。他观察到，攀枝花老城区的面貌已不同以往，“城乡结合部的老房子成片地荒掉，还包括我小时候读的幼儿园”。
攀枝花
过去几年，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发展迅速，也吸引了众多人才。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屿山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成都工作，户口也一同迁了过去，在他认识的同龄人中，留在老家的不超过十人。
这是中国四五线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攀枝花，奔向更大的城市寻求发展机会。
尽管留在家乡的年轻人仍然秉持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攀枝花的结婚登记人数明显下跌。2015年，攀枝花登记结婚对数10064对，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827对，意味着未来出生人口可能会持续走低。
从人口结构来说，攀枝花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七普数据，在全市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占比19.7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88%，超过深度老龄化的标准14%。
攀枝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在1965年建市之前，这里还是一个偏僻荒芜的山村。1965年同样是攀钢集团成立的时间，五十多年前，天南海北的人们奔赴此地从事钢铁生产事业，屿山说：“（攀枝花）绝大多数家里的老一辈都和攀钢有点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