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河南睢县，2020年，睢县常住人口为66.85万，户籍人口89.12万。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县床位规模在1600张左右较为合适。而如今，中医院的床位数由400张增至1500张，而其竞争对手，县人民医院新大楼建成后床位达到1000张。两家之和，远远超过了所需标准。
一家券商在其调研中写到：“75%的样本医院已经计划在2012~2015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已经在扩建之中，这一比例与三级医院的77%、二级医院的75%和县级医院的73%保持一致。在制定了2012~2015年扩张计划的所有医院中，58%将兴建新的住院设施，46%将兴建门诊设施。”
庄一强指出，很多医院向银行贷款、或抵押贷款，用于盖房子买设备。医院按往年营收预测，每年收入增长10%~15%，可保证资金链平稳运行。
但疫情之下，据数据显示，2020年1~9月，全国公立医院门急诊人次数较上年同期下降18.5%，出院人数较上年同期下降16.5%，医疗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9.8%。
庄一强认为，这些医院在当地属于第二、三梯队，收入下降幅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数，导致整个资金链断裂。建设款、设备款等应付款无法偿还，出现法院判决、或冻结资金。
一般来说，企业对于公立医院的欠款往往比较乐观，“会拖不会欠”是他们的普遍共识。在公立医院曾经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观点也许还尚经得起考验，但2020年之后，便是另外一番光景。
一度给地方二三级医院带来高速发展的动力，现今成了他们手中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内卷、虹吸、医患双流失，陷入危机多年的二三级医院
为什么危机总在在普通的二级、三级医院爆发？
深谙县级医疗生态的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副局长徐毓才指出，主要基于二级公立医院竞争能力有限，加上几年前扩张的规模过大。疫情之后，医院的刚性支出增加，病源减少，医院的运营成本大幅上升，导致运营方面出现困难。
以东北城市齐齐哈尔的医疗现状为例，该市的5所公立医院整体资产负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均达到 80%以上，且超过了预警线，有的甚至高达 127%。
“这些医院一直都很艰难，而且越来越艰难。”王倩说。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2020年，王倩在中部大省的一个地级市里，担任一家二级医院的院长。
“我还没去，就听说当地有一家医院的门诊挂号费，常年半价。”王倩觉得匪夷所思，“从来没听过医院也要打折揽客，而且是公立医院、医保报销医院。”
到了当地，王倩发现，这个现象在当地很普遍。因为在现实面前——保证一家二级医院正常运营、现金流平稳、有患者看病住院、员工少流失——比想象的更难。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座城市的医疗供给，远大于需求。” 仅在王倩所在的医院附近，驾车10分钟，就能分别到达4家不同二级三级医院。
“这不是内卷吗？几家医院的能力、服务、药品都差不多，大家在同台竞争。”
这也使得，医院间的价格战从未停止过。
半价门诊挂号费只是倒逼出的表象之一，而据王倩介绍，当地这家做了10年半价门诊的医院，虽然通过折价吸引了稳定的门诊流量，也转换成了对应的住院与手术量，但其财务状况依然是连年亏损，全靠还不错的现金流维持。
但这家医院也有自己的困境。虽然通过半价在当地打出了名气，聚拢了接诊流量，但没法恢复原价。“一恢复大家就不来了，这些年手术与医疗能力并没有实质进步。”
“先做流量、再做利润”的先进互联网商业模式，在医疗市场上行不通，半价揽客的方式非但没有给这家医院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更让当地其他同行医院怨声载道。
在王倩看来，病人流失是长久的，也是必然的。“所有的医疗资源都向三甲医院倾斜，小县城向大城市倾斜、大城市向省会倾斜，省会向北上广倾斜。”
从我国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小城市与县级人口在大量的减少，而人口的流动趋势基本是向省会城市、市级中心城市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倾斜，而与此减少趋势所对应的，是县级医疗机构还在继续扩张。
徐毓才向八点健闻解释，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医疗机构不能转型，最后的结果就是发展不下去。“尽管是公立医院，但政府不可能将人员工资等运营费用，一并负担，也负担不了。”徐毓才指出，我国体制和政策会关心医院盖房子、买设备等建设问题，但改扩欠下的费用并不一定能够解决，因为这其中的财政负担其实很重，而解决不了，医疗机构的运营负担就很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