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讲，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已经出现长期趋势。再具体到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早在2012年前后，已经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社会各界的共识是，一定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否则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是怎么应对这些问题。有两点十分重要：第一，城市化。人口跨地区流动的趋势已经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内陆地区向沿海集中。人口跨地区配置，能够提高劳动资源利用率，延长人口红利；第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延长人力资源的质量，从数量红利转化为质量红利。
从趋势上来讲，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在提高。但我认为，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当前仍然存在阻碍城市化进程、阻碍教育水平提高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比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
经济要持续发展，一定要持续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其中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要把12年教育进一步普及，等条件成熟时，可以变成义务教育。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都应把完成高中阶段的教育作为自己的责任，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时代周报：如果普及12年义务教育，政府如何支出？对地方来说，这是很大一笔开支。
陆铭：普及12年义务教育，的确会带来大量的地方政府支出，但现在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并不低，而且还在不断提高。普及12年义务教育并不是从0到1、从没有到有的突变，而是一个渐变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好多事情可以做。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拥有的资源增长，在边际上增加的投入更多偏向教育；第二，调整政府支出结构，特别是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基础设施和城市开发建设在硬件上的投入相对已经较好，政府投入更加应该偏向软件方面，其中就包括教育。
第三，多方资源投入。加大投入，不一定单靠地方政府一方力量，多方特别是民间资金要加大投入。只要在思想上更加解放，允许民间办学，一些教育的投入可以由民间资金而非政府公共资金投入，多元投入总比投入不足好。政府需要负责的，就是对包括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提供主体进行内容和质量监管。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对于国际学校的需求也会增加，有些教育投入主体还可以是国际学校，通过国际办学合作加大投入。
第四，中央财政加大教育投入，应更多跟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未来随着人口流动趋势进一步加强，将会有越来越多农村户籍的孩子在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接受教育。这时教育资源比较紧缺，投入压力比较大的是那些人口流入数量特别大的发达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的特大和超大城市。中财的财政转移支付要更多地和人口流动方向保持一致。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我国在教育投入上存在哪些具体问题？
陆铭：教育投入，首先是总量，其次是结构，接下来是空间布局。
总量上，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4%，已经达到国家制定的教育投入标准。但光看总量其实不够，结构上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方面，教育投入不均衡。教育投入在地方政府层面占比非常高，在人口流动的趋势里，就会出现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不太愿意为新增外来人口的教育需求增加教育投入，外来人口教育需求供给不足。
至于中央层面的教育投入，主要以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进行，主要投到了欠发达地区。但人口已经客观流动起来了，这就出现了中央层面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跟人口流动趋势不匹配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确提出，公共服务资源要按照常住人口进行配置，有望逐渐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学前教育投入相对不足。最近，在配套三孩政策的意见里，中央指出，要多方力量增加托育服务供给，我认为这个趋势是对的。
再到空间布局上。一方面，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教育投入差距非常大。我国的教育投入跟GDP挂钩，地方教育投入跟地方GDP挂钩，所以相对来讲，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资源相对充分。尤其当发达地区教育投入没有完全覆盖到外来人口需求的时候，相对负担较轻。但在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如果也跟当地的经济规模挂钩，压力大，主要靠转移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