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考虑到人口的流动，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在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入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出地区，尤其是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之间。在人口流入地，大量流动人口的孩子没有办法接受均等化的教育资源，在城市内部产生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如果考虑到未来将教育供给覆盖到外来常住人口，则反而是发达地区的教育支出压力巨大。
与此同时，在人口流出地，又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如果将夫妻双方其中一个外出打工，孩子就算作留守儿童的话，留守儿童的数量将远远超过民政部的统计。留守儿童接受的教育相对不好，家庭家长的照看也不够好。公共服务应该顺应人口增长
时代周报：你建议，上海、北京、深圳等特大和超大城市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和学校建设，提高外来人口子女在父母工作地上学的比率，尤其建议加强高中建设。为什么建议从特大和超大城市起步？
陆铭：随着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推进，未来如果要将12年教育普及，进而转成义务教育，现在供求矛盾较大的，就是人口大量流入的特大和超大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大和超大城市要把增加高中教育的投入尽快提到议程上来。否则当前的供求矛盾只会越来越大。
相反在一些中小城市，人口增长较慢，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人口负增长，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过程中，这些中小城市的压力反而没有那么大。
时代周报：这是否会导致人口进一步往上海、北京这种特大城市流动？
陆铭：要分两面看：从公共服务均等化角度来讲，的确会促进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会让人口特别是已经在城市里成为常住人口的中青年外来人口的孩子，更多地成为随迁子女。同时有可能引起新一轮人口增量。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面临这样的趋势，难道不就是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实现公共服务按照人口配置的理想目标的一个路径和方向吗？至于人口集中所带来的趋势，政府能够做的事情，永远只能是公共服务顺应人口增长。
但同时，市场力量会有所调节。一方面，人口的集中，带来人口流入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一些适应不了生产要素价格的企业外迁，最后使得这个城市出现就业岗位增长的天花板，制约人口增长。与此同时，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更高，特别是房价更高的趋势，也会使得大量人口最终不一定留在特大和超大城市发展。对于政府来讲，通过行政力量能够做的事情，不是通过减少公共服务的投入去限制人口，而是应该增加公共服务去顺应常住人口的需求。
如果不着手解决公共服务的短缺，给城市带来的问题将是供给和需求之间越来越严重的矛盾。最后你会发现，人口增长在客观上仍然是一个趋势，但越来越多比例的人口在既有的制度之下，无法在城市里面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时代周报：你指出，让在农村地区居住和生活的孩子跟随父母进城，一方面能够实现家庭的团聚，另一方面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在他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接受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考虑到生活和教育成本，很多农民工或许不会将孩子带到城市上学，这样是否会加剧教育的不均等性？如何保证教育的相对公平？
陆铭：如果将教育均等化作为一个政策目标，这是比较对象的问题。
现在在城市里存在大量流动儿童，不能享受均等化的教育资源。同时，在农村又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相对于现在的状况，如果在城市增加教育投入，让孩子能跟父母一起进城享受教育服务，就能增加教育平等。
当然，等到政府的公共政策真正做到教育资源按常住人口配置，仍然会有一部分人口觉得，哪怕能让我的孩子在城市或者大城市里接受教育，我也不去。他会选择在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呆着。但那种状态是人的自由选择，比今天所出现的状况是更加均等的。对于留守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那些人口来说，政府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农村和中小城市的留守人群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这才是促进均等化的根本路径。
中办国办公布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双减”政策指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