惋惜的是，因清廷再三约束民间挖掘煤矿，这种“小户人家热炕头”的现象，即便在晚清的京城，也并不遍及。
3.古代贫民烧不起柴
一般民众烧不起炭，也烧不起煤，在严寒的冬天，可以用来取暖的，就只剩余木柴、秸秆和杂草这些“薪柴”了。
惋惜的是，薪柴虽然是很低端的取暖燃料，但短少柴薪却是古人的日子常态。比方，唐武宗时期，日本和尚圆仁来华，他见到山东一带一般百姓，因为燃料匮乏，“不曾煮羹吃，常年惟吃冷菜”，来了极宝贵的客人，“便与空饼、冷菜”，作为款待的好菜。日常日子中连“煮羹”的燃料都缺，天然也谈不上在冬天烧柴取暖。
这也是缺柴少薪成为历代一般文人重要哀咏主题的原因地点。唐代诗人孟郊在《苦寒吟》中悲叹“敲石不得火，壮阴夺正阳”;北宋诗人赵扩买不起柴，只好“毁车充薪”，把家里的车离散生火取暖;南宋诗人韩淲，“家贫无人去拾柴”，只好在隆冬里咬紧牙关颤栗;元曲《朝皇帝·客况》里，贫民家柴薪不行，只能放任冷雨北风催折。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北方的许多乡村，依然没有满足的薪柴用来取暖。198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发表，森林资源丰富的黑龙江“全省三分之二的农户短少日子动力”，该省的海伦县是一个典型：
“六十年代后期到现在，乡村烧柴缺少。……全县乡村日子动力越来越少，缺柴户越来越多。这些缺柴户是夏、秋一餐热，两餐凉;冬天水缸一层冰，屋里墙上挂白霜。因为烧柴不行，只好搂树叶、刨树根、剥树皮……”
当然了，坐视民众被冻死，是一件极不当的工作，所以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取暖赈济方针”。比方前文曾说到，开封城炭价飞涨时，宋真宗曾“出炭40万”半价卖给民众;宋仁宗也曾在大雪时节命令减价售卖米谷、薪炭;苏轼任颍州知州，赶上大雪灾，他发放的赈济物资中有“炭数万秤”、“柴数十万秤”。
再如，明神宗也理解官督商办会举高煤炭价格这一坏处，他曾亲身指示，不许搞官营采煤业：“煤乃民间日用之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倍增，京城家家户户何故安生?”雍正、乾隆年间，朝廷的禁矿方针也一度松动过，雍正曾指示“煤便于薪，乃日用所需，无需封禁”;乾隆也下过旨意，“悉听民间自行挖掘”。
惋惜的是，这些指示往往停留在宣扬层面。明神宗也好，雍正乾隆也罢，包含下面的相应组织，并无动力将之严厉遵循;并且，这些临时性的指示，还常被与之相左的长期性禁煤方针架空;向煤窑商人课以重税，导致许多商人家破人亡，才是雍正乾隆年代常见的故事。
所以乎，烧不起炭，烧不起煤，也烧不起柴，就成了中国古代一般民众冬日里的一种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