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租庸调的大难题：账籍计算
租庸调之所以能顺畅施行，靠的是紧密的账籍。
该收你家多少租，多少调，根据是户籍;户籍之外，还有一本“账”，计算的是壮丁男人，按这个账本记载，来派“庸”，也便是徭役。
唐代的规则是，一年造一次账，三年造一次籍。
账籍分三份，一份存县里，一份送州，一份呈交户部。
这个活，不轻松。
国家这么大，常常要查询、挂号、改动、校正，十分费事。
就算是现代社会，有公路，有车，有电脑，有通讯设备，许多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就这条件，还存在许多黑户。
那咱们幻想一下古代，交通根本靠走，没有摩托车，更没有小汽车，底层公务人员也很有限;最最关键是，记载根本靠纸，但纸张很贵很贵，没有那么多草稿纸给你用。
本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中，咱们还记得徐宾造纸那个情节吗?
徐宾卖了自己的永业田，就为了造出更先进的纸，由于原本的纸供给不上政府文书所需了。他以为这是关系到全国民生的大事。
确实是这样啊各位，为什么汉唐时上层阶层都被世家大族垄断了?由于假如你是个穷户子弟，你是读不了书的 —— 哪有纸给你印书啊!
嗯，徐宾是个好同志。
言归正传，交通不便，人员不行，纸张缺乏，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初期就事人员还能靠着奉献精神尽职尽责，不辞辛劳。时刻多久，不免出缺点，比方：你们村有老人满60岁了，或许逝世了，姓名没有及时销去，80亩口分田也就没有及时回收再分配;有孩子满十八岁了，但是没有人来挂号，也就没有及时授田;离村子很远的当地，有两户人家，挂号人员一看，我去，路都没有，不去了……
总归，有太多要素，会形成账籍的遗漏。
以上三种主要原因，逐步形成了租庸调制的分裂。
安史之乱迸发，大众再一次大规模的颠沛流离，当地大乱，租庸调完全施行不下去了。
所以，唐朝中后期的另一个税赋准则诞生了。
两税制
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拟定了一个新的经济方针：两税制。
为了避免把咱们绕晕，我整理出几个要点特征：
一、政府要用多少钱，就向全国分摊多少税
曾经收税，是依照固定的份额征收。现在变了，政府依照前几年的开销状况，先定个来年预算，然后依照这个预算总额，向各地分摊。
说实话，依照政府原意，是想“量入为出”，避免无约束的克扣老大众。可实际中一施行，就出问题了。
假如是大唐中前期还好，安居乐业，政府要用多少钱，大约不会相差太多。但是到了中后期，藩镇割据，皇权弱小，乃至还有大大小小的起义，那要用多少钱就不好说了，一旦财务严峻，免不了要加收税额。再一分摊，反而简单苛捐杂税，大众遭殃。
所以有人古怪，中后期的皇帝，也有几位猛人，为什么拾掇不了那些不听指挥的节度使呢?一大原因便是，没钱，打不起仗。
二、户籍自在活动，有多少地，交多少税
关于这一点，官方的说法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
啥意思呢?简略说便是，你是陕西人，搬迁到四川去，那你就在四川当地落户，参加四川籍，不分主客。
嗯，这却是挺好，究竟现在你想把户口迁到其他当地去，也是很难的。在唐代两税制时，你就能够自在迁徙了。
但害处是，那些土地肥美广大的区域，人口越来越多，赋税摊下来，每家反而很少。
那些瘠薄的区域，村里或许现已有一半人迁走了，但是当地的税额仍是那么多，一分摊，五家人要承当十家人的税。
这谁顶得住啊?顶不住，所以剩余五家人或许也要被逼流亡了。
两税制又说：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在之前，你家交多少税，是固定的，不论你家有多少地，家境是赋有仍是赤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