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即位后，吏治的糜烂，官吏的横敛，民不堪命。因而，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对赵宋王朝控制形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局势下，宋徽宗为了标榜“革弊恤民之意”，约束官吏的苛捐杂税，加强中心集权，始开越诉禁门。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针对州县官司“辄置柜坊，收禁罪人，乞取钱物，害及无辜”的状况，御笔行下，凡“官司辄紊常宪，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之政”者，“许赴尚书省越诉”。
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又针对“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大众”，而“监司守令坐视漫不自省”的状况，亦许“民户诣监司越诉”。
宣和六年(1124年)，因在外现任官私置机杼，“令机户编织匹帛”，又令尚书省立法严行制止，如有违犯者，“各徒二年，计利赃重者，以自盗论，并许越诉”。
控制者企图经过大众的越诉来胁迫官吏的违法行为，到达安稳控制，加强皇权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