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有官私两种。官学始于太祖“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所以诸子皆学之”，天然不属于正规校园。在天会年间，才规则各路选送女真学生到京师学习，有了正规校园。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曹清之、宗宪等都曾在这种官学里攻读过。
天德三年(1151年)建立国子监，成了高档贵族官僚子弟的学府。世宗尤注重教育，“中兴以来，敦复文教”，大定六年(1166年)始设太学，接收五品以上官僚的兄弟子弟入学读书。大定十六年(1176年)设府学十七处，接收生徒千人。章宗时，又设置节镇、防护州学六十处，诸路学生猛增到三千人。还翻译经史书本，规则有二十六种书“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校园”，作为必读教材，读经得到推行。
另一种为私学。如傅伟文“授徒以自给”，高林教授学生“恒数百人”，王去非“家居教授，束脩有余辄分惠人”，史天倪“乃建家塾，招徕学者”。
卫绍王到哀宗时期：儒家文明滑坡，主体思维走向式微
虽然这一时期仍以宣传孔孟之道为事，持续尊孔读经，但金域仅局限于河南一隅，控制备加严酷，强化吏治，“宣宗南渡，吏习目盛，严苛成风”术虎高琪辅政时期“恶儒喜吏，上下苛察”，科举一途已成浊流“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幸运之俗益炽”，许多名士被摈斥，文风大衰。
书本流失严峻，儒家文明，深遭厄运，走上滑坡。各种思维又在扮演，抢夺主体位置的一席之地。一些狂子庸流之徒，显被拔擢。种种迹象表明儒家思维无力抢救金朝内外交困的厄运，走上式微，为蒙元王朝的九儒十丐论做了预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