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地区，在万历六年时有潞王(卫辉府)、福王(河南府)、周王(开封府)、赵王(彰德)府、唐王(南阳府)、伊王(河南府)、郑王(怀庆府)、崇王(汝宁府)和徽王(钧州府)等九位宗室藩王。这些大宝贝们的庄田，约占河南田地的十分之一还多，约是全国的百分之一。这些粗略的统计，还仅仅是九个亲王的庄田，不包括其他较小的宗室。虽然可能还没达到总数的一半，但已经非常触目惊心了。
有学者根据《明实录》中田土赏赐记载不完全统计，湖广地区藩王田土数目约占万历六年湖广田土总额的二十分之一。湖广二十个藩王之中，除了几个无子国除的藩王外，其余像楚、辽、岷这几个大藩王的庄田数量虽然不详，但也不会少到哪里去。
在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情况也不乐观。根据四川巡抚孔贞一的说法，成都府附近的土地七成属于王府庄田，二成属于军屯，民田仅占一成而已。天启年间《新修成都府志》中也感慨：天潢派衍，腴田膏土，尽是王庄， 贫民或为彼佃户，以偿租佣。此亦天府中之最可悯者!
明神宗的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就藩陕西汉中，朝廷赏赐与他30000顷土地。但在汉中才搜刮到41顷五十二亩土地，以及西安1500顷，距离30000顷的目标还差得太多。陕西能力仅限于此，根本无力承担剩下的土地。
针对明末严重悬殊的贫富差距，卢象升说：贫者日益贫 ，富者日益富 ，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
明朝宗室不但坐拥如此多的庄田，而且还要朝廷出资赡养，简直不可理喻。这些明朝宗室也非常善于利于政策漏洞，将繁殖后代作为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在中期的嘉靖、万历年间，宗室人口呈现出了爆发性增长的趋势。
嘉靖八年，栽入统计的宗室人口在8200左右。仅仅到了万历三十三年，宗室人口已繁殖到了157000。按照这种速度推算，宗室人口的禄米总数，在全国田赋总收入中已出现了逆差。到天启四年, 逆差将超出143.338%。
由于宗室人口的上涨，每省的岁支禄米上涨幅度也十分大。仅仅是在嘉靖三十二年，天下岁供京师禄米是400万石，却需要承担各处禄米总计853万石!万历初年的全国财政支出约是1854万两，其中用于宗藩禄粮的就有552万两左右，占比29.76%!
这什么概念呢?万历三十五年，刑科左给事中曹于汴的奏疏中透露了万历三大征的军费情况：宁夏之役费饷金200万，东倭之役780余万，播州之役亦费300余万。也就是说，这些宗藩禄米如果都用作军费，可以让明朝再打一次宁夏之役、一次播州之役。万历四十八年为辽东战事加派田赋520万两，宗藩禄米也相当于这一年的辽饷份额。如果没有庞大的宗室寄生虫，何至于辽东战事无钱可用?
尽管天启初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反对向农民征税，鼓励征收商税。但无论是农税还是商税，和这宗室禄米相比，仍然是剥削自老百姓的腰包，并非好事。宗室藩王自己都不出力，有什么资格要求老百姓出钱出力?毕竟这天下是他朱家的天下，又不是老百姓的天下。
这种入不敷出的财政情况，不但引起了朝廷财政危机，同时也引发了宗室子弟本身的生活困难。在嘉靖年间，不少地方已经无力支出宗室禄米了，甚至出现了宗室困苦饥寒，无门控诉的情况。其中不少人选择了铤而走险的作法，开始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史书中宗室冲击地方衙门，殴辱地方官，伪造官印的事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人合谋伪造官印，冒支禄粮。
这些宗室子弟面对晚明如火如荼的农民军起义是什么表现呢?一开始，绝大多数都选择了逃跑，跑不了的才束手就擒。至于敢出来抵抗的，也只有极少数人。
湖广地区的藩王，如吉王、荣王、岷王、桂王、襄王、惠王等，面对农民军袭来，均是望风而逃。陕西西安失陷后，震动汉中。当时地方官军直接抢掠民舍，随后波及王府。瑞王府帑金八十余万，悉为其所掠。瑞王仅与一妃逃出，奔至保宁。保宁闭关不纳，只得暂住舟中，驻泊河上。口中念诵着阿弥陀佛希冀能够保全性命。
崇祯帝起初面对宗室外逃之风尚属宽容，但很快转变了态度，开始严厉处置外逃宗藩，要求地方官护送外逃宗藩回原籍就藩。另一方面，从建文帝开始就严禁宗藩掌兵。所以当唐王私自募兵勤王后，甚至被废为了庶人，关在凤阳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