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即将赴任舒州的韩琦，被一纸调令留在京城，任右司谏。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次年，景祐三年河东地震死伤万余、西夏元昊侵占边境诸州建立西夏国。
这两件事，让承平日久的大宋王朝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河东地震预示着上天的惩罚，视为不祥之兆。西夏元昊建国，脱离宋朝属国身份，且侵占边境十余州境，西北地区很可能，再次进入兵戈时期。
在此背景下，以韩琦、宋祁为首的“少壮派”士大夫政治集团，纷纷上疏发表自己的意见，抨击时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同时他们在河东地震这一天灾人祸上大作文章。认为宋王朝腐朽无能的“当权者”触怒了上天，主宰人间万物的“天”才降灾于民，以警告“当权者”。
何谓“当权者”?肯定不能直接指责皇帝，那就只能宰相“背锅”。宝元元年韩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疏。指责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应对灾情不利，对西北边事更是束手无策。斥责其“坐付庸臣恣其毁坏”。
仁宗皇帝见疏，于同日罢去四人职位。此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也是韩琦一生的高光时刻。
其实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及其制度建设，发展过程很是耐人寻味。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古代政治事件。同时，也是北宋仁宗朝“君、宰、谏”三方博弈，此消彼长的初始缩影，更是北宋“”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片纸落去四宰执”，这个操作难度有多高?我们可以参照明朝沈炼以“十罪疏”弹劾首辅严嵩，被处以杖刑，谪居保安州为民，后被严嵩迫害致死。
这种事情做起来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走钢丝，稍一闪失就会粉身碎骨。虽然宋朝较比明朝要温柔了很多，不至当众庭杖，但是把你贬谪出京，未必不行。
那么，为何在宋朝，作为言官的韩琦，可以同时弹劾掉朝廷的四名宰执，并且自己还能全身而退。如此高难度的操作，却能在轻描淡写中完成?
韩琦时任右司谏，属“台谏”官员，有监督百官之权，谏议皇帝之责。属七品官。王、陈、韩、石四位都是位列宰执，虽说韩琦有谏言之权，但是一次性弹劾四位宰执，于国非益。
况且，仁宗皇帝不可能仅凭韩琦一封奏疏就罢黜了四名宰执。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的核心代表就是文官一把手的宰相。如果贸然罢黜四名宰相，由皇帝来充当宰相的角色，以皇帝自己的行政事务处理能力，是不足以应对繁杂的政务。
可以想见，在宝元元年的某一天，韩琦以“少壮派”士大夫的身份入宫觐见仁宗。时值内忧外患之际，王、陈、韩、石均无宰执之才，仁宗皇帝欲罢黜，但又碍于祖宗之法，无故不得随意罢黜宰执。故而与韩琦商议，由韩琦上疏弹劾四位宰执，久居高位无有建树，继而罢黜。
按照常理度之，即使皇帝有意罢黜宰相，但仅凭右司谏韩琦的一封奏疏，就在同日罢免四位，这也不符合正常的古代政治内部的监察流程。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说下仁宗年间的“台谏”制度。
何谓“台谏”，官方解释：“宋朝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掌纠弹，通称为台官，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掌规谏，通称谏官，由于二者职责相近，故合称台谏”。
通俗解释就是：御史与谏官的结合体，专司监察百官、谏言皇帝之职，属于古代官僚系统内部的监察机构，即所谓“言官”
“台谏”制度的发展以仁宗朝最为关键和典型。 因而有“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之说。
仁宗朝初期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台谏屡次进言要求太后还政，这些言事基本上全遭到太后的压制。
此后仁宗亲政后，又经历吕夷简时期，吕夷简执政期间一权独大，压制“台谏”，致使“台谏”在当时的地位很低，更是无法行使职权。
直到仁宗庆历年间，在以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大臣上台执政后，“台谏”得到执政者与当权者的大力支持，敢言之气得以培育，并形成了能与宰执相抗衡的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