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西汉时期的和亲问题，历来褒贬不一。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显而易见，司马光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汉的和亲政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近人王桐麟也流露出这种情绪，他说：“和亲政策与汉族道德伦理微有抵触”。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解放以来，不少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研讨西汉的和亲问题。在六十年代，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学术讨论，意见分歧仍然很大。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科学的态度是要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分析。正如列所讲，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要看某些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我国历史上的和亲事件很多，从汉至清，史不绝书，每次和亲的历史条件不完全一样。和亲的性质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因此，简单地、笼统地对和亲政策予以肯定或否定，都是无助于解释和亲这一历史现象的。本文就西汉和亲政策的性质和作用，谈些粗浅的认识。
汉武帝之前为第一时期。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相争带来的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是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在政治上，西汉初年地方割据势力很大，中央集权尚未巩固。
这时，北方匈奴的力量却很强大，是一个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公元二世纪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逾葱岭，南界长城，北抵贝加尔湖。“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此，他们多次肆意抢掠，劫夺败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的统治政权。公元前二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军事力量对抗的办法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了平城，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之久，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解围。经过这次较量，宣告了汉高祖对匈奴的战争政策的失败。
因此，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怎样解除北方的边患，成了西汉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汉高祖在征求对策时，建信侯刘(娄)敬第一个提出了和亲政策，刘邦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和亲之论，发于刘敬”。当刘邦和吕后商量把长公主嫁到匈奴时，吕后哭泣着说：“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只好改为“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遂派刘敬为和亲使节。文景之时，仍然继续执行高祖的和亲政策。
汉武帝当政后为第二时期。西汉王朝经过文景的休养生息，天下比较安定，户口大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战胜了同姓王的叛乱，地方割据势力已被削弱。同时，汉武帝又在桑弘羊等的协助下，实行了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又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军事上，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文景时期，贾谊的积极防御和晁错的“徙民实边”的建议被采纳，实行耕战结合。
在此基础上，汉武帝积极扩军备战，“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军事力量大振。汉武帝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公元前一三三年，于马邑用计引诱匈奴，布下三十万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只好退走。“马邑冲突事件标志了西汉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此后，汉王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派卫青击败匈奴军，收回河套地区，有力地保卫了长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又占领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远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与霍去病分两路大败匈奴。在此期间，匈奴曾多次主动提出和亲一事，西汉由于国力大振，对此并无兴趣，因而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