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根据司马迁问故孔安国的时间分析的。
《汉书·儒林传》载：“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刘知几也说：“《古文尚书》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谓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屡访其事，故多有古文说。”按班固所说，司马迁问故孔安国是在安国为谏大夫后。查百官表得知，谏大夫是元狩五年置，司马迁时年二十八岁。刘知几分析司马迁是为了掌握古文资料写《史记》，才“屡访”孔安国的。这与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是两码事，而王国维、郑鹤声将两者混为一团，系于“十岁”之年显然是错误的。王、郑之说一站不住脚，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就在夏阳故乡了。至于郑鹤声认为司马迁六岁跟其父住茂陵诵读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武帝建元二年才开始在茂陵（今陕西兴平县）建造自己陵园的。《博物志》的“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 ）、年二十八、三年六月已（乙）卯、除六百石也”之语，是司马谈开始任职的临时处所，并不是司马迁的新籍贯。“司马”之下，缺的是“谈”字。“乙”字是“已”字之讹而来。《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根本未写“茂陵”之词。如果司马迁真的住茂陵十三年之久，他自会写一笔的。
其四，根据司马迁故乡当时的育才能力而推测的。
从大禹凿龙门之后，韩城的文化便发展了。在春秋战国时，出了个文化水平很高的人，这个人叫卜商，即子夏，他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一，最能发挥《春秋》之精义，当了魏文侯的老师，教衍西河，培育了不少知识人才。这在《史记》和《水经注》中均有记载。西汉时代，韩城的文化发达了，单从司马迁的近祖来说，司马无泽是长安的一个市长，司马喜为五大夫，司马谈为太史令，文化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司马迁“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至今，韩城高门原上的华池村，存有“司马书院”遗址，并有残碑为证。就当时的师资、办学水平来看，培养司马迁“古文”英才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司马迁十九岁前是在夏阳高门故乡耕读的。
司马迁青少年时代在农村生活劳动，加之二十岁以后游历各地，接触到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熟悉了民情风俗，体验到被压迫人民的痛苦，这是《史记》具有人民性思想的直接来源。
（吉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顾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