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亡政息，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然而，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垂帘听政后，立即启用司马光为相。随后，司马光上书《请革弊札子》与《请更新新法札子》等，把新法比之为毒药，提出“以母改子”（高太后改宋神宗之错），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面彻底废除新法，一丝不留，史称“元祐更化”。
当时，司马光已经生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总之，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新法就是毒药，必须全部废除，一个不留。
其实，党争历朝历代都有，并不算多么稀奇，司马光拒绝变法，眼光短浅也很正常。但司马光有两件事做的太过，让后人非议众多。
改革派倒台，保守派上台，在司马光支持下，立即清洗改革派，严酷对待改革派，改革派人士几乎全被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在此之后，新旧党人上台之后，必然是打击报复另一派，新旧党争已经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朝堂变得与明朝晚期党争一样激烈，连苏轼都忍不住批评司马光。直至北宋灭亡前夕，新旧党争还未结束。
与此同时，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军事成就，司马光认为本是“夏国旧日之境”，应该全部归还，一寸不留。司马光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不将王韶打下的领土还给西夏，那么西夏必不罢休，两国再起刀兵，这不是祸国殃民吗？对于这一神逻辑，保守派人士一片点赞，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甚至认为宋朝这一次扩地是“窃人之财”，犹如小偷一般，非常不道德。
当然，宋朝一些有识之士非常不满，拿着地图质问司马光：唐朝丢失河湟地区，回鹘与吐蕃才会长驱直入关中，如今归还这些地区，你希望悲剧重演吗？于是，司马光没敢把河湟地区送给西夏，但却坚持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地送还。对于司马光的大礼包，西夏根本没有领情，反而看清了北宋虚实，此后侵扰北宋更为频繁。
北宋亡于司马光，这个结论有些武断，但司马光的确晚节不保，不仅彻底废除了变法，破坏了北宋王朝自我挽救的一次机会，而且还做了一次客观意义上的卖国贼。
笔者认为，司马光这样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文人，其实最为可怕，因为他是打着正义的旗号，坚信自己是为国为民，实际却做着祸国殃民之事，因此才有人说“文人祸国，比武人更甚”。古今中外，司马光这样的人并不少见，秦桧作恶之时，会认为自己不是为国为民吗？
参考资料：《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