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敏里
自2000年以来，以古希腊哲学为重心的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在国内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态势，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有大批青年学生怀着极大的热忱和兴趣投身于这一领域。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西方古典哲学研究在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情况，因此，也就需要在方法论上做一些深入的反思。因为，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无法仅仅依靠热情、兴趣、爱好和钻研就可以变得成熟起来。 研究要成为富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清醒而自觉的研究，则必须有对研究本身基于方法论的自觉与反省，否则，在看起来纯粹但实则是无反思的研究的表面之下，就难免会掺杂着研究者个人的种种不自觉的考量，而这是极不利于学术进步的。因此，对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从方法论角度做一点反思，在当前的形势下是极其必要的。 摒弃“向后看” 实现思想双向互动 从根本上看，西方古典哲学研究的繁荣是由于中国现代性的深入在社会思想意识的层面上所势必激起的一种围绕古今中西问题的思考。现代性越深入，人们就会越深入地思考古代，在古今的问题意识中对现代性予以审视，而这无疑是属于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而一旦现代性问题被打上民族的印记，中西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带入进来了。所以，西方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者，无论是自觉的研究者还是不自觉的研究者，毫无疑问都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投入到对西方古典哲学的经典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中去的。毋庸讳言，在这一领域中许多在方法论上不自觉的研究者更多的是采取“向后看”的方式，即采取古典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来批判性地审视现代，而这实际上适合了自20世纪以来国际思想界兴起的反现代性的思想潮流。这样，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古代世界就仿佛是一个在现代世界中不幸失落或被遗忘的文明，古代世界从世界观到生活方式、政治形态都仿佛是一个无限完美的“典范”，不断地激起他们的崇敬和礼赞之情。他们主张用古代来克服现代，用简单地摹仿古代来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复杂的问题。 但是，正是在这里，在方法论上，我们却需要一种平衡反思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不仅要学会通过古代来反思现代，而且还要学会通过现代来反思古代。在这种双向的思想互动中，我们所完成的才是一个完整的、健全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工作。从而，我们不是简单地责备现代。相反，任何一个清醒的研究者，在他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实际上还是思想上古代毕竟都是回不去的同时，还应当思考这样一个朴素的问题，即古代社会是如何走向崩溃的，现代社会是如何作为古代社会内在问题的一个自我克服和解决而从古代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当我们能够这样来思考问题，我们对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就达到了真正的理论自觉，我们就会在用古代世界反思现代世界的同时，更着重地用现代世界来反思古代世界，而这势必会使我们对古代世界有更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在这种历史意识的建立下，我们对现代世界的认识也才可能更为客观和公正。因此，平衡的反思是我们在方法论上所应当首先予以注意的一点。 思想向文本开放 文本向思想开放
而具体到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本身，文本和思想之间的良性互动则是我们在方法论上所应注意的另一要点。因为，科学意义上的古典哲学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宣称自己是客观的研究，并不是因为它是免除了主观偏见和成见的研究。因为，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研究者是不具有他自己的主观视角的，是不受到他的特定的历史前见和社会前见的影响的。但是，科学的古典哲学研究之所以仍能够在这一前提下宣称自己是客观的，并能够对那种公然以所谓“六经注我”作为自己基本立场的研究予以严肃的批评和拒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严格地要求研究者能够在思想和文本之间建立起彼此开放的良性互动关系。这就是，任何一种研究都必然是从一定的思想立场出发的研究，但是，它不可单纯地囿于这种立场，而是必须自觉地、积极地、主动地去从文本中寻求对自己思想立场的证据支持，它采取的是向文本开放的态度，从而一旦在文本中发现了和自己原初的思想立场相抵触的证据，它就会主动地在平衡的反思中反过来对他原来所持有的思想立场予以修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会再次回到文本，为它新获得的更为全面的思想立场向文本要求更为充分的支持。 在这样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中，思想向文本开放，文本也向思想开放，文本只有通过一定的思想才能得到解释，而思想也只有通过一定的文本的支持才能得到成立。如此循环往复，就构成了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学的循环，并在客观上造成了在一个主题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而且是向着客观性的不断深入。这一解释学的优势显然是那种将自己的研究局限在单一的思想立场和文本证据基础上的“六经注我”式的研究所不具备的，后者不可避免地是一种高度主观化而缺乏科学性的研究。 整体代替局部 摒弃“时序倒错” 针对更为具体的、专门的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例如，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研究者还必须要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两位思想家中的任何一位，其思想与著作都是一个整体，在不能全面地、充分地把握其整体思想的前提下，仅仅从一个局部入手来进行研究和论断，在很多时候就不免陷入偏执。但是，任何一个研究者在研究之初都不能不从局部入手，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才格外要求研究者前期的积累，要求数十年的积累。只有在这样长期的积累和浸润中，研究者才会逐渐地具有一种思想的整体意识，在局部专题的研究上下判断才会有把握。所以，古典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成长周期相对来说就要更长一些。许多青年学者并不缺少局部性质的专业化学术训练，缺少的是这种基于整体的思想把握，以及健全而平衡的判断能力。从而无论是一手文献还是二手文献，他们可能在某个专题上都掌握得很充分，但是，所得出的观点却极其偏执。而由于缺少对整体的了解，这种偏执又是极不容易通过理性说理来予以消除的。这只能通过时间的漫长积累来慢慢消除，但是，如果能够在方法论上清醒地意识到并增强对整体的了解，保持作为一个初学者必要的谦逊和求知的态度，这个过程是能够缩短的。 当然，在古典哲学的研究中，研究者还必须避免现代思想中所谓“时序倒错”的谬误。因为，作为一个现代的研究者，即便他只是单纯地投入到对古典哲学的研究中去，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思想没有受到种种现代思潮的潜在影响，很有可能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或那种现代思想来对古代思想进行诠释。很多研究者，在对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诠释中，最容易产生的一种现代思想的误植就是不自觉地采用新康德主义二元论的思想模式来试图对柏拉图的思想体系或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进行类似的思想构造，从而，他们在这两个人的思想中都发现了属于科学的一维和人文的一维，将康德主义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去，从而造成了体系内部的潜在的理论张力甚至对立，而这是两位哲学家的古代整体论、一元论思想之典型的理论体系所难以承受的。而造成这一点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在当代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种种思想流派的盛行，使得研究者们在进行他们自己有意识的学术研究之前就已经不自觉地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而要克服这一谬误，除了前面所说的要保持在思想和文本之间的良性互动，让思想在对文本提出解释模型的同时也要向文本谦逊地保持开放态度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要在研究中自觉地贯彻历史批判的意识。因为，正是在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地审视中，在思想的时代差异的历史性建构中，古代和现代作为历史的内在有机环节才能彼此清晰地区分开来，并在严格地对立中使各自的特性得到清楚地彰显。因此，越是历史的，就越是符合对象客观实际的，种种属于“时序倒错”的谬误才能够得到有效的防止；相反，历史批判意识的缺失所诱导的寻求超越时空的永恒思想，却往往将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思想偷偷地放到古代思想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