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有相通：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一
经过几十年求索和耕耘，张世英在会通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哲学体系：“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万有相通”的哲学。张世英的哲学思想体系内容涵盖本体论和认识论，还包括美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等。
以“万有相通”“整体观物”为核心命题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张世英主张的哲学是“境界之学”，探讨的是人对世界或天地万物的态度问题或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不仅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象性关系，也不仅是认识与被认识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彼此相融相通，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张世英所建构的原创性哲学体系，以进入“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的高远精神境界为目标。“万有相通”的境界，就是要克服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在场与不在场，过去、现在与未来等诸多二元对立，从宇宙整体、从宇宙间无穷的关联网络中体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是人类文明早期共同的宇宙观或世界观。中国哲学是如此，印度哲学是如此，西方哲学也是如此。近代以降，主客二分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其积极的成果是科学兴盛、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但这种哲学观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工具理性的盛行和主体性的过度膨胀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对“主客二分”提出了诸多批评，强调人“源始在世结构”的重要性。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受到了海德格尔的深刻影响，但它是立足中国大地的民族的、现代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又融合了近代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积极成果。在他看来，当下的中国哲学不能简单地与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对接，它们既处于不同的空间，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补上“主体性”这一课。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是继冯友兰整合儒道“万物一体”观的努力之后，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中国古代“万物一体”思想的有益尝试。
以“美在自由”“意在象外”为核心命题的美学思想。张世英的美学思想从审美意识分析入手。他认为，学者们一般都把审美意识放在主客关系中来讨论：有的主张审美意识主要源于主体，有的主张审美意识主要源于客体，有的主张审美意识是主客的统一。不管这三种观点中的哪一种，都逃不出主客关系的模式。但审美意识具有直觉性、创造性、不计较利害和愉悦性等特点，这意味着对审美意识的把握要超越“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以“主客二分”的态度来处理人对世界或天地万物的关系，旨在超越人的感性认识所把握的个别的、变化着的、有差异的现实事物，进而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事物普遍的、不变的、同一的本质和抽象概念。这种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超越是通过思维在时间中实现的，是有限的，他称之为“纵向超越”。这种超越反映到美学原理上，以西方美学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典型说为主要代表。而他主张以“万有相通”或“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态度来处理人对世界或天地万物的关系，不追求从现实事物超越到抽象、永恒的本质和概念，而旨在通过想象，从当前“在场”的、有限的现实事物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或“不在场”的、无限的现实事物。这种超越，他称之为“横向超越”。所谓横向，就是指从现实事物到现实事物的意思。这种超越反映到美学原理上，以海德格尔的显隐说及中国古典诗论的“隐秀”说为主要代表。通过“横向超越”，对当前显现的事物（“象”）背后隐蔽的事物（“意”）进行无穷玩味，使人们处于与世界融合为一的自然而然的境界，张世英称之为“审美的境界”。美有优美与崇高之分，崇高美高于优美，是审美境界的极致。所谓崇高美，就是对“美的神圣性”的深刻体认、对万物相通之“一体”的崇敬感。这也是他“万有相通”的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以“民胞物与”“仁民爱物”为核心命题的伦理学思想。张世英认为，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从主客二分与“纵向超越”的立场出发，以追求超现象的本质、超感觉的理念、超特殊性的普遍性作为最高任务，认为善的理念是善的具体行为的本质、范型和理想，轻视感官快乐和物质幸福，压抑感情欲望，甚至走向禁欲主义。与此相对立，西方功利主义则从工具理性的立场出发讲道德，把功利看得比道德还高。二者都不可取。他主张以审美意识来超越这两种立场。审美意识是超主客关系的境界，它包含知识性、功利性、道德性，而又超出它们。在审美意识中，万有相通、万物一体，人与物、人与人融合为一。从审美意识出发，人们超越自我，为他人和社会、自然尽责，既融合、参与于物，也融合、参与于人，目的是使有限的自我融合于无限的整体之中、参与到无限的整体中，从而实现自我。这样的自我实现，既是最高的美，也是最高的善；既是审美意识，也是道德意识；既有审美愉悦感，也有道德责任感，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张世英借用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和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提法，对这种境界和精神进行了概括。
